本周全球的热点话题都与“职场性骚扰”有关。首先是阿里巴巴在舆论压力下，辞退“陪酒门”涉事男员工并宣称永不录用；两天后，美国民主党“抗疫明星”、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宣布辞职，同样是源于女下属的性骚扰指控。须注意的是，两起案件至今未走完司法程序，但已率先实现“道德审判”。在中美认知严重撕裂的当下，两国似乎在Metoo领域达成了难得的共识。

　　Metoo运动发端于2017年的“韦恩斯坦事件”，旨在鼓励性骚扰受害人在社交媒体分享经历并实名指控，其中多与公司内部上级对下属的性剥削有关。而正是由于性骚扰的法律定义模糊、取证立案困难，使得职场中“权力寻租”现象很难被有效约束，受害人只能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发声”。实质上，Metoo是在用道德号召来填补监管缺位。

　　在中国内地，虽然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已写入“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条文，但并未对性骚扰行为给出明确定义。也正因此，现实案件中各方对“性骚扰”的认定不一，相关诉讼往往缺乏法律支持。至今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生效，其中对性骚扰的特征、形式、预防、处置等做出详细的界定。算是填补了该领域政策性指导的空白。

　　美国最高法院首次对《民权法》中“性骚扰”定义进行阐述是在1986年，并指出“即使是双方都同意的性关系，也可能是强迫的结果。”即是说，构成性骚扰的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心甘情愿。但这一主观判断标准总是争议，譬如在著名的克林顿“拉链门”事件中，美国法学教授希尔斯就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克林顿不构成性骚扰，因为那是两厢情愿”。

　　除了法律定义不清晰，当下性骚扰受害人的最大挑战，并非是没有勇气实名指认，而是此类犯罪行为的取证困难。通常性骚扰案件事发突然，且发生在两人独处于私密空间，事后很难找到有力证据。如今次的“陪酒门”，嫌疑人曾先后四次进入受害人房间，就是用以毁灭证据。在举证不足的情况下，若嫌疑人矢口否认，检方出于“孤证不能定案”的法学原则，最终往往不予立案。

　　监管体系失效为职场“权力寻租”提供便利，而管理层通常又以“等待公安调查结果”为由回避内部问责，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Metoo试图绕过繁琐的法律程序实现个人维权，但运动扩大化较易“伤及无辜”，并有可能对弱势群体造成二次伤害。调查发现，美国企业文化正出现明显的“性别隔离”趋势，女性员工因此失去升迁机会。而有阿里高管在面对“陪酒门”投诉时亦直言，“我已经开始有意识只招男生不招女生了，女生不适合这个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