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成为市场近期焦点，各类解读纷至沓来。事实上，早在2019年的四中全会就曾提及“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明确“第三次分配”将成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一种新的补充形式。而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表述：把“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途径。

　　须承认的是，尽管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复甦领先全球，但内需与外需的“剪刀差”却在持续扩大。去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依靠的是出口贸易的拉动，但消费数据录得负增长。

　　从历史数据来看，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其中更多是由于投资增速下滑导致内需“被动式”增长。横向对比，目前内地居民消费率为50.68%，远低于韩国的60.40%及日本的59.12%。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贫富分化程度加剧，或成为中国内需长期欲振乏力的关键所在。中国2019年的基尼系数为0.465，远高于日本1982年的0.34。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高收入人群的支出占比中，投资比例较高，而消费比例较低；低收入人群则更多将收入用于消费。也因此，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可有效提振整个社会的内需。

　　不仅如此，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往往也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是否成功。从各国实际转型经验看，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也曾一度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却因未及时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使得社会底层未能分享到发展红利，经济增长最终也难以为继；而日、韩等东亚国家在迈向发达国家的历程中，经历了长达十馀年的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分化，扩大中产阶层数量，进而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与90年代形成全社会消费率趋势上行的拐点。

　　1960年，日本出台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是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来保证稳定的消费需求；二是通过引导企业结构、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完善和升级，满足国内需求增长之余，也保持了出口的长期竞争力，解决了长期相对稳定的外需问题。

　　韩国则是通过20世纪70年代的“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出台的《最低工资法》，通过大力促进普通居民收入增长，并提供现金或实物补贴等方式，为低收入者提供居住、医疗等救助，同时采取一系列减税、降低公共事业收费等措施，使得消费率持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