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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的海外经验

2021-08-22 04:23:35大公报 作者:李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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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分配”成为市场近期焦点,各类解读纷至沓来。事实上,早在2019年的四中全会就曾提及“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明确“第三次分配”将成为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一种新的补充形式。而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表述:把“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途径。

  须承认的是,尽管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复甦领先全球,但内需与外需的“剪刀差”却在持续扩大。去年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依靠的是出口贸易的拉动,但消费数据录得负增长。

  从历史数据来看,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升,其中更多是由于投资增速下滑导致内需“被动式”增长。横向对比,目前内地居民消费率为50.68%,远低于韩国的60.40%及日本的59.12%。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情况呢?贫富分化程度加剧,或成为中国内需长期欲振乏力的关键所在。中国2019年的基尼系数为0.465,远高于日本1982年的0.34。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高收入人群的支出占比中,投资比例较高,而消费比例较低;低收入人群则更多将收入用于消费。也因此,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可有效提振整个社会的内需。

  不仅如此,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往往也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是否成功。从各国实际转型经验看,以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也曾一度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却因未及时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使得社会底层未能分享到发展红利,经济增长最终也难以为继;而日、韩等东亚国家在迈向发达国家的历程中,经历了长达十馀年的收入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分化,扩大中产阶层数量,进而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与90年代形成全社会消费率趋势上行的拐点。

  1960年,日本出台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是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来保证稳定的消费需求;二是通过引导企业结构、市场结构和产业结构完善和升级,满足国内需求增长之余,也保持了出口的长期竞争力,解决了长期相对稳定的外需问题。

  韩国则是通过20世纪70年代的“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出台的《最低工资法》,通过大力促进普通居民收入增长,并提供现金或实物补贴等方式,为低收入者提供居住、医疗等救助,同时采取一系列减税、降低公共事业收费等措施,使得消费率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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