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icron变异株的出现打乱了世界重启进程，资本市场也为之一“震”。

　　目前看来，好消息是新冠病毒日趋“流感化”，变异株并未脱离“自限性”规律，即传播率提高的同时致死率在下降；坏消息是全球防疫步调不统一，间接加速了病毒变种频率，我们无法有效建立起“流感式”的预判体系。在变异株此起彼伏的涌现中，管控政策放松还又收紧的轮回里，民众正逐步失去对疫情可控的信心。

　　令人担忧的是，疫苗接种率似乎也不能成为防疫屏障的参考指标，譬如新加坡这样接种比例高达91.9%的国家，近期亦难逃新冠疫情的猛烈反扑。

　　该现象背后凸显出三方面挑战：首先，现有疫苗在接种六个月后出现保护率下降的问题，高接种国家需要打加强针；其次，全球疫苗分配的不平衡引发“短板效应”，低接种国家为病毒变异提供“试验田”；再次，新变种病毒在快速提高传播速度，如Delta变异株的R0（基本传染系数）就从此前的2.6大幅上升至8.5左右，甚至出现了突破性感染，各大药厂计划在明年初推出新疫苗。

　　全球防疫正堕入一个怪圈：“疫苗落后国”因接种率不足导致病毒迭代，“疫苗富裕国”又因变异株传播推动疫苗升级，全球防疫屏障变得遥不可及。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追在新冠病毒屁股后面跑，在阵发性疫情爆发中疲于奔命。

　　我们回顾一下前人是如何应对流感的。历史上关于流感最早记载是在1580年的罗马，但早期传播只局限于欧洲。

　　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掀起第一轮全球化运动，大规模人口流动开始出现，流感也从流行病（Epidemic）升级为大流行病（Pandemic）。

　　1889年12月俄罗斯爆发流感，至次年3月已传遍世界大部分地区，约有100万人死于这场大流行。等到了一战时期，“西班牙大流感”造成超过5000万人的死亡。

　　尽管在1935年人类就发明了第一只流感疫苗──灭活单价甲型流感疫苗，但到了1940年，另一种变种流感病毒大范围传播，后被命名为乙型流感。

　　人们从那时意识到，流感无法通过感染或注射疫苗而让身体产生永久性免疫，每一轮流感的结束都预示着下一轮变种的流行。

　　二战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高潮。194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临时委员会提议建立“全球流感规划”（GIP），旨在推动流感病毒的共同监测与研究，从而达到有效管控的目的。每年春天，全球流感专家都会召开专门会议，预测下一阶段可能流行的病毒株，并指导疫苗研发和统一接种。

　　身处“以邻为壑、党同伐异”的当下，人类还有战胜“流感化”新冠的机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