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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准备好迎接“流感化”新冠了吗?

2021-12-05 04:28:41大公报 作者:李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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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icron变异株的出现打乱了世界重启进程,资本市场也为之一“震”。

  目前看来,好消息是新冠病毒日趋“流感化”,变异株并未脱离“自限性”规律,即传播率提高的同时致死率在下降;坏消息是全球防疫步调不统一,间接加速了病毒变种频率,我们无法有效建立起“流感式”的预判体系。在变异株此起彼伏的涌现中,管控政策放松还又收紧的轮回里,民众正逐步失去对疫情可控的信心。

  令人担忧的是,疫苗接种率似乎也不能成为防疫屏障的参考指标,譬如新加坡这样接种比例高达91.9%的国家,近期亦难逃新冠疫情的猛烈反扑。

  该现象背后凸显出三方面挑战:首先,现有疫苗在接种六个月后出现保护率下降的问题,高接种国家需要打加强针;其次,全球疫苗分配的不平衡引发“短板效应”,低接种国家为病毒变异提供“试验田”;再次,新变种病毒在快速提高传播速度,如Delta变异株的R0(基本传染系数)就从此前的2.6大幅上升至8.5左右,甚至出现了突破性感染,各大药厂计划在明年初推出新疫苗。

  全球防疫正堕入一个怪圈:“疫苗落后国”因接种率不足导致病毒迭代,“疫苗富裕国”又因变异株传播推动疫苗升级,全球防疫屏障变得遥不可及。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追在新冠病毒屁股后面跑,在阵发性疫情爆发中疲于奔命。

  我们回顾一下前人是如何应对流感的。历史上关于流感最早记载是在1580年的罗马,但早期传播只局限于欧洲。

  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掀起第一轮全球化运动,大规模人口流动开始出现,流感也从流行病(Epidemic)升级为大流行病(Pandemic)。

  1889年12月俄罗斯爆发流感,至次年3月已传遍世界大部分地区,约有100万人死于这场大流行。等到了一战时期,“西班牙大流感”造成超过5000万人的死亡。

  尽管在1935年人类就发明了第一只流感疫苗──灭活单价甲型流感疫苗,但到了1940年,另一种变种流感病毒大范围传播,后被命名为乙型流感。

  人们从那时意识到,流感无法通过感染或注射疫苗而让身体产生永久性免疫,每一轮流感的结束都预示着下一轮变种的流行。

  二战后全球化进入新一轮高潮。194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临时委员会提议建立“全球流感规划”(GIP),旨在推动流感病毒的共同监测与研究,从而达到有效管控的目的。每年春天,全球流感专家都会召开专门会议,预测下一阶段可能流行的病毒株,并指导疫苗研发和统一接种。

  身处“以邻为壑、党同伐异”的当下,人类还有战胜“流感化”新冠的机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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