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野村证券发布研报，称“中国正在经历沃尔克时刻（Volcker Moment）”，其实指的是内地政府下定决心调控楼市。而如今美国遭遇“真．沃尔克时刻”，去年底国内消费价格指数飙至7%，创下四十年来通胀最高水平。联储局的态度亦出现急转弯，不仅加息节奏要提速，缩表事宜也提上日程。超预期鹰派表态也导致了全球股市震荡，2022股市开门红落空。

　　其实美联储已错失最佳紧缩窗口期。去年鲍威尔咬定“通胀暂时论”，并引入“平均通胀目标”的概念，将之前2%的通胀目标调整为通胀率在一段时间内平均达到2%。然而，在高通胀水平下继续放水，自然导致物价飞升、民不聊生，拜登的民意支持率也跌至任内新低44%，原本可能的“缓加息”也就变成了“急缩表”。

　　在美国历史上“降伏”滞胀最经典案例就是所谓的“沃尔克时刻”。沃尔克于1979担任美联储主席起，一路至1982年冬天，持续提高联邦基准利率，高峰时曾达到21%的历史纪录，最终成功压低通胀率、开启美国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但到了继任者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逐渐放弃了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单一制，即以控制货币数量为唯一目标。格林斯潘拒绝将具体通胀目标作为硬约束，开始在就业、通胀与金融稳定性等多重目标之间“走钢丝”。

　　到了2006年，小布什总统任命伯南克为美联储主席。彼时麻省理工学派向全球输送央行行长，干预主义重新大行其道。2007年底，次贷危机爆发，美联储祭出三项应对措施：救助大型金融集团；迅速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在公开市场大量收购住房抵押贷款和国债，直接向市场注入大规模的流动性。上述举措产生的副作用在于，违背了公平原则，阻碍了市场出清，破坏了金融调节机制。联储局救市自此成为顽疾，每每经济出现波折必定放开水喉，其独立性日益受到外界质疑。伯南克曾撰书《行动的勇气》自我解画，声称联储法律赋予美联储“最后贷款人”职责，但事实上是美国的货币政策愈发迎合权力与民粹，“最后贷款人”彻底沦为“最后兜底人”。

　　次贷危机后的三任美联储主席，有意无意之间将全球市场推向“大央行计划经济”。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美联储决策者皈依现代货币理论（MMT），认为只要美债收益率曲线可控，即可购债发钞，以实现充分就业。如今通胀问题已是“房中大象”，不得不匆忙收水，但联储毒瘾难戒，股市如若暴跌，势必停下紧缩脚步。世人只能叹一句，美联储再无沃尔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