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公布的两项经济数据出现背离。首先是社会融资需求旺盛，一季度新增规模达14.53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较上年同期多2.47万亿元；而截至3月末，M2（广义货币供应）增速高达12.7%，双双超出市场预期。其次是价格指数萎靡不振，3月份CPI同比上涨0.7%，升幅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PPI同比下降2.5%，降幅扩大1.1个百分点。甚至有经济学家喊出经济通缩的口号。

　　货币扩张为何未能在价格层面体现出来，这的确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香港译为佛利民）的名言是，一切通胀都是货币现象。眼下的宽松流动性却没有把通胀“吹起来”，钞票都去哪了？

　　我们先来看社会融资数据，一季度来自企业部门的新增贷款占比最高，近9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为6.68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7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今稳增长主力是基建与制造业。从需求端看，今年前两个月，基建投资同比增速高达12.3%，在三驾马车里表现最为抢眼。

　　那么，价格指数低迷的症结又在哪里？表面上看，猪肉、原油环比价格下跌抑制了CPI走高，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普通家庭购买力不足。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7.3%；而前两个月民间固投增速只有0.8%，显著低于5.5%的整体增速；楼市销售有所反弹，但限于一线城市。

　　此外，一季度住户存款增加9.9万亿元，这一水平相当于2021年全年住户存款新增的总量。由此可知，新增货币没有大规模涌入商品和服务市场，反而出现了“货币窖藏”现象，通胀数据欲振乏力。

　　货币窖藏的一个主因是居民贫富差距的扩大。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穷人想消费却没钱。在此背景下，“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方案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负所得税是指当个人的工作收入低于一定水平时，国家按比例向个人支付一定数量的补贴。个人工作收入越高，国家支付的补贴越少，当个人工作收入超过某最低水平时，国家就不再向个人支付补贴了。

　　“负个人收入所得税”最早出现在弗里德曼于1962年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Capitalism and Freedom）。他在书中指出，“这种制度（负所得税）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的开支，而且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积极性和生产力。”事实上，如今一些发达国家也在施行类似的政策。如英国的工作税收抵免（Working Tax Credit）制度，针对低收入且每周至少工作16小时的人群（或者家庭），会根据具体情况发放一定金额的补贴。

　　相较于一般的福利政策，负所得税有个必要前提：获得补贴的人必须有工作。疫情期间，美联储直接给美国公民账户打钱，致使疫后大批劳动力不愿重返岗位，就业市场供给持续紧缺，这也成为了大通胀的诱因。负所得税政策规避了“财政养懒人”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负所得税能够让社会弱势群体享受到更多政策优惠，更加有效促进就业和消费。政府可以考虑将就业补贴与低保标准相挂鈎，鼓励企业吸纳就业，让失业人群依靠工资而不是低保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