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增长动力问题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从世界银行卸任归来的林毅夫先生认为，在全球经济疲软，中国的出口乏力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一轮高增长奠定基础。而复旦大学的张军等人也发文对此表示支持，认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应有之理，所谓从投资驱动到内需驱动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张军等人的基本论点很简单：根据现代增长理论，“三驾马车论”中只有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净出口和消费都不是；从经济增长理论来看，储蓄及由此带来的投资而不是消费，才是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人均产出从而向发达国家靠拢的主要推动力；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消费的增长则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基于此，他质问：“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消费掉了，没有了储蓄和投资，生产能力怎么扩大，经济怎么能增长？如果消费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穷国了。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应有之理，何错之有？”

　　坦率而言，纵观张军的文章，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但因为其否认“三驾马车”中消费的重要性而引人关注。不过，张军等人在论述投资的重要性的时候，偷换了两个概念：一是将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包括的消费（包括政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等同于凯恩斯的短期需求理论。其实，这只是GDP核算的一种方法，既可用于长期，也可用于短期，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指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大部分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比重及对GDP的贡献；二是无论是从常识还是经济增长理论本身，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增长，肯定要在资本、人力、技术等方面“投入”，但“投入”和“投资”在宏观经济学中却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说要加大投入，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增加支出法核算的GDP中的“投资”。

　　当然，要厘清投资和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必须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变迁和演化说起。早期的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产出总量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多少，产出增长的快慢就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投资越多则增长越快。但是，这种将经济增长完全归结于资本投入的多少的理论不仅违背事实，也违背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资本投入相同的国家，往往有着不同的增长率。同时，如果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引起投资报酬递减和投资效率的下降。正是在此基础上，索洛提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按照索洛的理论，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还有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示的技术进步。

    索洛指出，在1909年到1949年的40年间，美国每人每小时的的产出增长了1倍，其中87.5%来自技术变化，只有12.5%来自资本投入。不过，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问题在于把宏观意义上的技术进步看做一个外生变量，8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了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看成是内生的，并试图用内生的因素，如制度环境等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困的问题。需要提及内生增长理论的早期版本即所谓的AK模型。根据AK模型，维持高增长的途径是将GDP的一部分储蓄起来，其中的某些储蓄将会为有较高技术进步率的投资融资，并由此导致高增长率。

    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节约和资本积累，而不是新产品和创新。AK理论一度成为二战后世界银行奉行的政策背后的基本理论基础。根据该思想，经济发展的问题是资本积累不足，因此，治疗办法是对大型投资项目提供补贴或者补助。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林毅夫在卸任世行行长之后极力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的原因。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家早已放弃了以资本积累作为中心因素的发展观点，他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因素上，如教育、技术变迁以及经济体制结构。资本已经从发展思想的中心位置退出。

　　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诺奖得主库兹涅兹也通过对20世纪中叶为止的50到10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认为，在现代增长中，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5%，其中资本对人均收入的贡献约为0.25%，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1.3%。他因此认为。和早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源、特别是资本投入不同，在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高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只占有限的一小部分。

    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看，无论是前苏联在60年代所遇到的经济增长的停滞，还是二战后欧洲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在70年代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以及为人津津乐道的东亚奇迹的终结，事实上都早已证明了，完全依靠资本投入，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无论是克鲁格曼还是刘遵义，通过对东亚奇迹的研究都得出同样的结论，一个国家如果提高投资率，随着经济向新的稳态转变，该国将经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但这种增长随着投资效率的下降最终不可持续，如果没有及时转型，经济增长最终会出现明显的减速，创造了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