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财经讯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13日发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峰的文章称，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三个错误倾向。一下为文章全文：

    30余年的高速增长将中国经济带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按总量计算，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按人均收入水平计算，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根据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远景，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都要翻一番。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然而，靠什么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对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能够毫不犹豫地给出标准化的答案：改革、转型。进一步，对于改什么、往哪转，许多人还能朗朗上口地给出同样是标准化的答案：城市化、经济结构转型、收入分配改革等。笔者无力用此短文去阐释改革转型的战略和步骤，只是想讨论一下“标准化答案”中包含的三个错误倾向。

    错误倾向之一：过度强调城市化

    长期以来，国内外经济学界都接纳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广义的）工业化。笔者也曾经一直在宣扬这个观点，之所以如此，起因于观察到的两个常用指标：中国的非农就业比重超过了60%，但城市人口比重刚刚过50%。因此，直觉很容易使我们以为城市化比工业化慢了10个百分点。但这是错误的。

    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例。这三个国家都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其非农就业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而总人口中城市人口的比重远低于90%。在2010年，美、日、德的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82%、67%和74%。延续对中国的分析思路，美、日、德三国似乎也是属于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国家。那么，哪些国家的城市化没有落后于工业化呢？巴西！作为一个常常被引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在2010年，巴西的非农就业比重和总人口中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83%和86%。

    实际上，上述四个国家的案例仅仅是阐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非农就业是关键，工业化应领先于城市化，这样才能保证城市里不会集聚大量的无业游民和贫民。为此，我们可以采用这样一个指标来重新界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2010年，中、美、日、德和巴西的这个指标分别为0.71、0.83、0.69、0.75和1.04，中国介于日本和德国之间。

    经过简单的计算我们就能发现，单纯的城市化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以美国城市人口比重/非农就业比重（0.83）作为一个不会发生大量城市无业游民和贫民的阈值，再假设中国的工业化停滞以至于非农就业比重维持在60%的水平不变，那么，中国的城市人口至多只能达到总人口的53%——这只比目前的水平高二到三个百分点，按照过去城市化的速度，明年或至多后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就会达到这个临界点。

    所以，在“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中，城市化是依附性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以非农就业的增加为基础，城市化绝不能成为单独的政策目标。就此而言，各地政府通过圈地来推动的城市化，以大上快上包括地铁在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来追求的城市化，是需要警惕的。

    错误倾向之二：过度强调消费

    同样还存在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中国经济是靠外需拉动的。而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GDP的支出结构中，过去10年中内需（国内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平均在97%左右。除了2006、2007两年由于外部经济（主要是美国）过度消费拉高了中国的外需比重，外需一般只占到GDP的2%到3%。在内需中，除了2008年的危机冲击和之后的扩张政策，消费的比重一般超过投资的比重达8到10个百分点左右。

    既然内需、尤其是消费一直是中国GDP构成中的主要成分，那么，如何继续提高消费的比重呢？或者，反过来提问：过度强调消费主导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在回答上述问题前，再指出一个目前流行的错误观点：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现实告诉我们，增长只有两个源泉：要素（劳动力、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在封闭经济环境下，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的话，消费的增长意味着储蓄乃至投资的减少，投资的减少又意味着经济的减速和可供消费的资源的减少。所以，没有技术进步支撑的消费主导是不可能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