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0月经济数据公布后，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四季度将触底。的确，PMI、工业增速、工业利润、出口和财政收入数据都出现一定反弹，这些都是判断经济向好的理由。但我仍然认为中国经济还没有触底，9月的反弹是暂时的，只表现了经济在下行趋势中的波动。理由是因为观察短期经济运行不仅需要短期视角，更需要长期视角。

　　观察经济增长要有长期视角

　　长期视角就是看决定经济运行中的长期变量是否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短期变量是指货币、利率、财政收支和物价水平这些宏观变量；长期变量则是指收入分配、城乡人口比例等结构因素，提供主要国际需求国家的长期经济走势以及制度变化。短期因素是快变量，如银根可以马上放松或收紧，但长期因素变化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制度虽然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但根本改变一个社会制度需要长时间酝酿。所以，长期因素决定长期经济趋势，至少是长达5年的中期趋势，不会因短期因素变化而立即改变。或者说，短期因素不能改变趋势，而只能改变扩张与收缩的幅度。如果是这样看问题，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判断就不会因月度数据好一点就立即乐观，差一点就立即悲观。

　　比如，分配关系是决定储蓄与投资比例的长期因素，因为它是制度性因素，是由社会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决定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是允许少数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收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后也转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这一点上与世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不同。生产资料以及由其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大的变革是起于1997年产权制度改革。改革带来了微观经济的高效率，也奠定了中国真正转入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进入新世纪这十年中国取得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制度因素，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现实。进入新千年以后的这十年里，消费率下降了14个百分点以上，减少的消费比率就增加到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方面。其实，净出口也是储蓄或资本积累的一种形式，是以外汇形式被储蓄起来了。

　　影响分配关系的还有发展方面的长期原因，即工业化长期超前于城市化。在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相互跟进的自然过程。但在中国，改革前30年为了发展重工业，不得不实行强制城市化滞后的政策。改革以来的30年，先是让农民“进厂不进城”，后来农民进城后仍然不是市民。城市化的滞后由长达60年的战略与政策积累所致。日本和韩国在人均收入达到25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就已经超过3/4，但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已经超5000美元了，真实城市化率才刚刚1/3。由于农民和农民工收入低，消费也低，工业化超前的结果就是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只能出口。所以，城市化滞后也是一种减少消费和增加储蓄的机制。由于中国人口以农村人口为主体，所以城市化滞后对分配差距的影响比分配关系更大。

　　还有出口问题。如果国内的长期因素都倾向于储蓄，而储蓄的实物形态是过剩产品，则出口就是消化过剩产品的唯一途径。如果国内过剩产品增长快，出口增速也快，国内的实物产品过剩就不会出现。因为对企业来说，商品已经实现了价值和利润，是以外汇形态储蓄起来，企业就具有为出口扩大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而国内的分配矛盾，也会被出口的繁荣掩盖。反之，出口速度慢于国内储蓄或过剩产品的增长速度，甚至由于爆发国际经济危机而发生萎缩，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就难以避免。

　　再来看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决定供给，利润决定生产，而最终需求只产生于消费和出口。如果国内消费和国外需求不增长，企业没有钱可赚，就不会生产，更不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增加投资。投资虽然也是需求，但不是最终需求，因为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其终点是供给，是产能。但投资是一个实物生产场所的建造过程，一个建设项目一旦开工，就很难因为市场不好而被中途放弃，因为这等于让企业扔掉已经投进去的钱。所以，市场需求可能已经萎缩，但投资建设产能还在增长，这就是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机理。如果政府为了制止市场需求萎缩而把刺激投资当成扩张需求的主要方向，而没有在扩大消费和出口需求方面采取重大举措，那么一定是在短期增加了需求，长期却使过剩矛盾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