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财经讯 据《中国证券报》11月19日报道，2012年9月、10月经济数据公布后，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四季度将触底。的确，PMI、工业增速、工业利润、出口和财政收入数据都出现一定反弹，这些都是判断经济向好的理由。但我仍然认为中国经济还没有触底，9月的反弹是暂时的，只表现了经济在下行趋势中的波动。理由是因为观察短期经济运行不仅需要短期视角，更需要长期视角。

　　观察经济增长要有长期视角

　　长期视角就是看决定经济运行中的长期变量是否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短期变量是指货币、利率、财政收支和物价水平这些宏观变量；长期变量则是指收入分配、城乡人口比例等结构因素，提供主要国际需求国家的长期经济走势以及制度变化。短期因素是快变量，如银根可以马上放松或收紧，但长期因素变化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制度虽然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但根本改变一个社会制度需要长时间酝酿。所以，长期因素决定长期经济趋势，至少是长达5年的中期趋势，不会因短期因素变化而立即改变。或者说，短期因素不能改变趋势，而只能改变扩张与收缩的幅度。如果是这样看问题，对短期经济运行的判断就不会因月度数据好一点就立即乐观，差一点就立即悲观。

　　比如，分配关系是决定储蓄与投资比例的长期因素，因为它是制度性因素，是由社会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决定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是允许少数人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收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后也转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这一点上与世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没有什么不同。生产资料以及由其所决定的分配关系，大的变革是起于1997年产权制度改革。改革带来了微观经济的高效率，也奠定了中国真正转入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进入新世纪这十年中国取得高速发展的最重要制度因素，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现实。进入新千年以后的这十年里，消费率下降了14个百分点以上，减少的消费比率就增加到资本形成和净出口方面。其实，净出口也是储蓄或资本积累的一种形式，是以外汇形式被储蓄起来了。

　　影响分配关系的还有发展方面的长期原因，即工业化长期超前于城市化。在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相互跟进的自然过程。但在中国，改革前30年为了发展重工业，不得不实行强制城市化滞后的政策。改革以来的30年，先是让农民“进厂不进城”，后来农民进城后仍然不是市民。城市化的滞后由长达60年的战略与政策积累所致。日本和韩国在人均收入达到25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就已经超过3/4，但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已经超5000美元了，真实城市化率才刚刚1/3。由于农民和农民工收入低，消费也低，工业化超前的结果就是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只能出口。所以，城市化滞后也是一种减少消费和增加储蓄的机制。由于中国人口以农村人口为主体，所以城市化滞后对分配差距的影响比分配关系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