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财经头条是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有关储蓄率的统计数字：在全球平均储蓄率仅19.7%的情况下，中国保有51%的高储蓄率，仅在09年时便已经突破了18万亿元的高储蓄额，平均每人便有一万元的存款。之前还出过一个数据，就是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2%，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看来中国的储蓄率在50%左右，这应该是个确切数据。这么高的储蓄率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太高了怎么减少呢？

　　有的文章说，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发展就是因为高储蓄，因为高储蓄就意味着高投资。有的文章则说，高储蓄就意味着消费太少，影响经济。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最近对中国的储蓄率有这样的评价——中国经济中储蓄和投资结构已严重失衡。

　　那么高储蓄率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要回答这个，先要看看中国高储蓄形成的原因。跟一般的观点不同，笔者倾向于认为中国绝无仅有的高储蓄率的原因是以下几点：

　　第一，东方民族由勤俭的传统。第二，中国在信用消费领域的发展还比较初期，国人在房地产等方面的硬性需求导致其必须要攒够相当时间的储蓄才能消费，这就造成了一种人为地消费滞后。第三，国内在社保方面欠发达，也反向造成了国人对于储蓄的依赖——老百姓要留着钱应急，所以不得不勤俭，不得不滞后消费。这也是个问题。第四，中等收入人群缺失。简单来说，中等收入人群是一国国内消费的主力军，在西方国家，枣核型的收入格局可以有效地使国内的消费达到最大化。而中国，两极分化的收入格局所造成的，不仅仅是我们一直说的不利于社会稳定，更是对国内消费直接造成了“杀伤”——有钱人为了保值于是存银行，穷人为了保命于是存银行，而中等收入人群，恰恰又是国内的“弱势”群体。这也是造成了国内消费不旺、高储蓄率的原因之一。

　　高储蓄率除了客观反映出国内的国民消费现状之外，对于经济本身，是存在一定的助益的。而恰恰是中国的高储蓄率支撑了近几年以来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模式——高政策投资，高进出口规模。抛开中国不谈，高储蓄率在世界其他国家身上，也曾经显示过其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简单地讲，储蓄率的提高是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必然规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与90年代的韩国，其储蓄率都在35%以上；八九十年代的新加坡与90年代的马来西亚，其储蓄率都超过40%，90年代新加坡的储蓄率更是高达48%。相对而言，一些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其储蓄率也相对较低，以2001年为例，布隆迪的储蓄率为5%，缅甸和埃及分别为11%和15%。

　　但应该看到，从历史数据上讲，中国现有的储蓄率已经远远高出上述所谓曾经发展很快的国家，并且中国的储蓄率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这么高的储蓄率显然是不健康的。

　　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了国家生产力的布局情况，储蓄率越高，意味着该国在投资品上的消费能力越高，而生产者永远是随着市场而动的，这也就意味着，高储蓄的国家会拥有更多的投资品生产力，和更少的消费品生产力。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维持高储蓄率，更多的钱被政府拿来投资铁路，那么未来的十年，在这种市场驱动之下，中国可能拥有更多的铁路设备供应厂商，而在国民日常需求的家电、食品、娱乐设备上面出现空白。尽管这是很夸张的说法。但是可以看出，高储蓄对于一国的产业构成和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是有着不利影响的。

　　显然这并不是结束，在投资品的产出上面，存在着恶性循环，就好比当下钢铁产业的产能过剩，为了消化这些产能，那么国家需要更多的钱去投资，这些钱有两种途径获得，其一是印钞机加班结果是通胀，其二是更高的储蓄率，其结果就是在这种加速循环中膨胀的便是越滚越大，难以驾驭的更高的储蓄率和储蓄量。

　　既然现有储蓄率太高，怎么消化它呢？这是个难题。

　　在储蓄率不能有效降低前，吸收这些储蓄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投资，二是出口。如果出口不能指望，就剩下投资，否则经济要平衡的话，产出就会减少。为了免于这种通缩，于是扩大投资成了次优选择。

　　我们要阐述的一个环节是：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导致高储蓄。这个阐述的关键是，从储蓄形成到用掉，再到下一期储蓄的形成，应该作为一个完整的循环来看。如果我们的经济以投资为主，那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一般都偏向于政府和资源的实际掌控者，这是个经济规律。如果不进行二次分配的话，那么劳动报酬和居民的储蓄所占份额就会越来越少。比如我国劳动报酬的占比这十几年来就一直在下降，从50%多降到不到40%。而企业的盈利则从20%左右上升到30%多。政府的财政收入则从10%多上升到20%多。如果再加上其他收入，政府的收入甚至占到国民收入的30%。

　　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促成了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转过来又进一步做高政府和企业的储蓄，那么家庭的购买力会越来越比不上投资形成的产能，这样的话，投资的部分产能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如果这时候，为了消化掉前一期已经不能为出口吸收掉的储蓄，而选择加大投资的话，那么由投资而来的下一期新增储蓄怎么办？所以这是个恶性循环，中国的储蓄率还会越来越高。与其说是高储蓄催生了高投资和高增长，不如说高投资增长模式需要高储蓄来维持。居民储蓄率逐步提升，并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经济增长模式裹挟下的被动选择。

　　所以消除中国高储蓄率，除了常规的比如增加社会保障，让人有信心把钱消费出来等外，最关键的是在于初次分配环节。要改变这个环节，比如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比如改变政府主导的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路径，改变中国产业超重化工业化。这样的话，初次分配逐渐偏向于劳动报酬，而政府这边的份额则越来越少，这是中国高储蓄率能被消化掉的关键。其次是必须要改革中国的银行体系。但是，现今能够从银行贷款的，只有那些国有企业或特权阶层，而民企或者中小企业却无法贷款，这些企业刚好是雇佣了最多的劳动力。银行经常人为压低利率，用低存款利率向普通居民吸收存款，再用低贷款利率贷给大型企业和富人，这样收入分配就会进一步恶化，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对于一国经济来说，高储蓄率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好处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