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不是如十九世纪那样由简单的供求市场关係所推动。二十世纪开始，全球工业化的範围扩大，竞争不断增加，技术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技术的来源是人，是科研人才。

　　以美国为例，经济规模早在1870年代已超越英国，但二战前美国的基础科研水平仍落後於欧洲，直到1960年代美国的技术水平才开始超越欧洲，当中最大转捩点就是二战。战争期间大批德国科研人员到美国逃避战火，同时大大改变了美国科研落後的局面。德国战败後众多的科学家、科研人员分别被美国和苏联所罗致。战後美国的核弹、导弹、航天等技术突飞猛进，都是由来自德国的人才作主力研发；二战的战时体制亦改变了美国的科研体制，开启了美国以国防科技为主的科研发展。而在这个过程裏，欧洲以至後来的亚洲精英移民则持续支撑着美国的科研发展。

　　而国际上最成功的科研国家是以色列。一是得益於建国时大量欧洲犹太人的回归，也与美国犹太裔科学家社群建立巩固的合作关係，以技术转移来建立起新成立的国家科研体制。而1990年代苏联东欧变天，在之後的二十年裏，便有大量科学家、工程师、科研人员从俄罗斯移居以色列，并与俄罗斯的科研体系维持密切的关係。以色列的科研名闻於世，建立的时间更短於美国，外来人才却是最关键的发展因素。

　　中国的国防科技近年也迅速发展，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来自乌克兰的技术转移和乌国人才来华工作。人才是技术的载体，乌克兰的顶尖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来中国参与科研发展，使到中国许多自主研发项目，省却了摸索时间。

　　即使如台湾，半导体发展依赖从美国回流的人才和与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密切关係，才造就今天的产业优势，尤其是台积电更开启国际半导体发展的新模式，在技术上与美国并驾齐驱。中国内地的半导体的崛起，始其来的是台湾半导体人才的转移在上海发展。没有台湾的人才、经验，内地半导体会走上许多歪路。从这样具体的例子来看，香港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科研发展仍然可有许多机会。关键是怎样引进人才，而不是单靠香港和大湾区大学培育的人才来推动创科发展。深广等内地城市已懂得外来科研人才的重要，努力在政策配套方面增加吸引力度。但香港却慢三拍，政策也落後。

　　事实上，以乌克兰科学家在华工作的例子，香港与大湾区的政府应有步骤、有计劃、有重点地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精英，藉它们国家发展乏力，香港与内地资金充沛，产业发展和创业的巨大机会，来趁机吸纳它们最积极进取和富有才能的人才。这不但可填补香港与大湾区人才不足的问题，更可以多元化的海外体制、文化、经验，推动创新和科研发展。

　　香港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