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无锡，太湖边游人如织，只见湖水略微发绿，夏天到了，温度升高，很多湖泊和水库进入蓝藻暴发的高峰期。如何随时监视蓝藻情况，快速应对？

　　其实，对蓝藻的监测已经有了“天眼”——环境一号A、B卫星每天都对太湖、巢湖、滇池等大型水体蓝藻水华进行遥感监测。环境卫星还在夏秋两季，每天对全国秸秆焚烧情况，每两月对大亚湾、田湾等核电站温排水情况进行遥感监测；完成全国23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人为干扰活动的遥感监测和实地核查，开展广西北海海岸带“大米草”、蒙陕甘宁能源“金三角”地区和赣南稀土矿区等生态遥感监测；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灰霾天气，北京、昆明等地多个典型饮用水源地环境安全进行遥感监查；启动“全国生态环境10年变化（2000—2010）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等。

　　“十年磨一剑，环境卫星成功发射并业务化运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拥有环境卫星的国家之一，也标志着我国天地一体化的环境监测体系初步建立，丰富了环境管理的技术手段。”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说，各地应用卫星遥感成果能力不断提升，在青岛浒苔暴发、汶川地震、大连新港溢油、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处理过程中，环保部门根据卫星提供的重要信息，及时采取科学应对措施，化险为夷，确保了生态环境安全。

　　实施“科技兴环保战略”，推进三大工程

　　环境卫星只是我国“科技兴环保战略”的成果之一。周生贤说，环保部提出全面实施“科技兴环保战略”，通过实施环境科技创新工程、环境标准体系建设工程和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建设工程三大工程，在环境科技创新的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使环境技术法规和标准基本满足环境管理需要，逐步建立以技术政策、指南、规范、评估和推广示范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环境技术管理体系，使科技引领和支撑环保事业发展的能力有较大提高。

　　具体来说，环境科技创新工程能力不断增强。“十一五”期间，依托环保部组织和管理的项目（课题）共有565个，累计投入经费约43.5亿元，规模前所未有。“通过实施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建立了从‘源头到龙头’的饮用水安全保障技术体系，形成了流域水环境监控预警集成技术体系，基本实现了‘控源减排’的阶段目标。”周生贤说，环保部门还参与高分辨率对地观测、转基因以及核电站等重大专项的实施，为其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环境标准体系建设工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成为转方式调结构重要抓手。”周生贤介绍，现行国家环保标准达1300余项，其中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首次将影响公众感受和健康的细颗粒物（PM2.5）纳入监测与评价范围；《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大幅收紧排放限值，二氧化硫削减率达18.2%；《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稀土工业的准入门槛，有效促进了稀土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支撑了国际贸易谈判等。

　　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建设从无到有。通过实施《国家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建设规划》，确立了以技术指导、评估和示范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框架，完成了100余项环保技术文件的制修订工作。

　　发布了我国首个《环境保护技术发展报告》和首批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组织编制了《国家环保技术评价、示范管理办法》等。

　　“这些文件在重点行业污染减排中发挥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专家研究显示，在二氧化硫减排量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就达66%。”周生贤说。

　　正是在环保科技的支持下，我国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平稳，局部地区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十一五”期间，在国民经济年均增速高达11.2%、煤炭消费总量增长超过10亿吨的情况下，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较2005年下降14.29%，超额完成了减排目标。据《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地表水总体为轻度污染，而白洋淀由中度富营养状态好转为轻度富营养状态，鄱阳湖、洞庭湖和大明湖由轻度富营养状态好转为中营养状态；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共监测的389个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其中达标水量为206亿吨，占90.6%。

　　发挥科技引领作用，保障奥运会等重大战略部署活动

　　近年来，环保科技坚持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活动，在北京奥运会空气环境质量保障、保障上海世博会、应对金融危机以及环保新兴战略产业规划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环保部组织中国环科院、北京大学、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等单位在臭氧监测、汽柴油清洁性、区域联防联控等方面开展攻关研究，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指导奥运城市的空气环境质量保障工作；开展“2010年上海世博会空气质量保障长三角区域联动方案应用研究”和“上海世博会期间中心城区河流水质保障对策研究”两项科技专项研究，保障了世博会期间空气和河流水环境质量；组织“城市工业污染场地风险评价和修复”等13项科技成果参与“世博科技展览”，取得良好效果。

　　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调整水专项实施计划，强化实施材料、设备及装备制造与产业化以及工程示范类课题，将企业牵头比例提高到20%、主要参与比例提高到34.4%；调整《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政府绿色采购产品种类由19类增加到21类，700余家企业生产的8000多个规格型号产品，获得绿色消费的优惠政策和发展机遇；启动汽车、家电产品和办公设备等排放温室气体较多的产品种类低碳产品认证，会同商务部、科技部加快了传统工业园区生态化改造步伐等，发挥了科技创新和拉动作用。

　　彰显科技支撑作用，应对环境事故和自然灾害

　　我国环境突发性事件进入高发期，自然灾害也是频频发生，环保科技在应对突发性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处置方面作用显著，为国家减少财产损失、维护百姓生命健康作出了贡献。

　　其中，在应对2005年年底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中，环保部组织“松花江重大污染事件生态环境影响评估与对策”项目研究，为污染治理、决策及对俄交涉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应对“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组织“汶川特大地震灾后环境安全评估与应对措施”项目，编制灾后环境应急相关技术指南、研究报告19项，有力支援了抗震救灾和安置重建工作，为国家和有关部门科学决策、指导前方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提供了支持；应对2010年7月16日大连输油管道爆炸火灾事故，开展事故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工作，为后续的环境监测、生态修复和恢复、责任追究及民事赔偿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等。

　　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发展，探索可持续环保新路

　　目前，我国能源消费居高不下，对环境的影响依然突出。周生贤说，“没有环境保护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如果继续沿用拼资源、拼消耗的发展模式，我国经济将难以持续，出现“增长的极限”。因此，必须在强化污染控制基础上，探索污染控制与质量改善兼顾的中国环境管理新模式，以环境质量管理“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按照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战略思想，我们深入研究分类分区管理的战略、制度，及相应法律、经济、技术、行政手段。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问题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环境质量目标为核心，建立与之相配套环保宏观战略体系、全面高效的污染防治体系、健全的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完善的环境保护法规政策和科技标准体系、完备的环境管理和执法监督体系、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环境效益，走出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道路。”周生贤说。

　　《科技日报》 （2012-7-26 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