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龙门阵》2006年第10期，作者：尹俊屏，原题：一场惊心动魄的“突发事件”

　　1971年，我初中毕业就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告别了美丽的家乡成都，从锦江河畔出发，来到驻扎在云南德宏州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在边疆的八年里，我经历了生活的坎坎坷坷，至今让我最难忘的，莫过于那场让我真切感受生与死严峻考验的“突发事件”。

　　1973年9月20日上午11点左右，原云建兵团三师十团(现德宏陇川农场)四营二连指导员从营部开会回来，因二连知青偷了九连一麻袋花生，他受到了营长、教导员的通报批评，并责成他严肃处理。他正黑着一张脸路过连队的晒场时，两个在扬场的成都知青不知就里，开玩笑地说：“哎！指导员，你才安逸喃，我们在这里累得满头大汗，你还操起手到处闲逛！”这位平时还算温和的指导员一听，顿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而且越骂越气，随即叫来几个老工人，冲进知青住的大草棚，搜出那剩下的半麻袋花生拖起就走。三个在床上泡病假的知青见状，跃起誓死捍卫。冲突迅速白热化，待晒场上的知青敲响一阵紧似一阵的钟声唤回来在地里干活的知青时，老工人们已跑光了，三个誓死捍卫花生的知青已被打倒在地动弹不得，其中一个被扁担打断了鼻梁骨，满脸是血，惨不忍睹。

　　连队的老工人多是湖南籍农村移民，说是老工人，也就三四十岁，文化低，生活贫困，多子女，但能吃苦耐劳，有湘人抱团斗狠的习气。他们平时就对大城市来的知青多有不满，认为知青们劳动不如自己，又常常偷鸡摸狗，偷懒耍滑，德性不好。而知青们早已发现建设兵团的现状远远不如“招兵”干部们在成都做动员报告时讲的那么美好，加之长期处在高强度的劳动、枯燥的精神文化生活和贫困的物质条件下，也有许多怨气。该连的知青都来自成都文化宫中学，特别讲义气，不怕事，打群架也是出了名的，当然不会把老工人放在眼里。于是两个来自不同地域文化、处在同一社会最底层的苦难群体，就几乎是本能地滋生了对立情绪，总想找机会把对方踩扁，此前动斧头柴棒的摩擦就时有发生，每次都因劝解及时，才没引起严重后果。

　　三个同伴遭此重创，知青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认为，如果不以牙还牙加以反击，自己输掉的就不光是脸面，而是从此就要成为老工人的受气包下饭菜了！知青们迅速作出反应，不到一个小时就拉起一支好几十个人的“精兵强将”，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抢枪！说干就干，经过一番策划，三个知青若无其事地来到离连队仅一公里的营部，正好碰上屁股后面别了一支手枪的保卫干事，便一人上前拍肩膀打招呼，两个猛地将其拦腰抱住，对方还没回过神来就被缴械了。

　　三个知青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朝天连开三枪：砰！砰！砰！老工人知道知青们要真的报复了，连忙把连队的几支三八步枪和一支美式冲锋枪弄到手，准备抵抗。知青们见对方人多势众，赶紧从二连撤到四连，先把四连的几支枪抢了；又找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从营部、三连、九连、一连……一路上都直奔放枪的仓库，共抢得23支步枪、2支手枪、1支冲锋枪，3000多发子弹，耀武扬威地杀回二连。这时老工人已封锁了连队大门，知青们就在正对大门的牛厩旁搭起“掩体”，双方在相距不到百米的地方展开对射。

　　时至下午，一个转业军人放牛回来，刚走到牛厩旁，小腿上就挨了一枪，倒在地上鲜血直流。这一枪至今也不知道是谁打的。见真的伤了人，两边都一时傻了眼，枪声暂时平息。正在这时，团长带着一帮人马赶到了，立即命令双方缴枪。老工人服从命令缴了枪，但知青们却趁机冲进连队要抓打人凶手，还有人要烧老工人的房子。老工人见状，纷纷收拾起可怜的家当，扶老携幼，眨眼间就跑得一个不剩。一些胆小的知青也吓得躲到外面去了。

　　团长带着一个参谋试图接近知青，但还没进连队就被几支枪抵住，喝令缴枪。团长严词拒绝：我根本没带枪，也没有缴枪的习惯！你们再这样胡闹，要承担严重后果！怒火中烧的知青们已不管不顾了，就强行搜身，缴了参谋的手枪。团长气得浑身发抖，却无可奈何，只得带了参谋回到营部。这晚，四营营部灯火通明，闻讯赶来的各级领导和干事们都彻夜未眠。事件迅速上报师部和兵团司令部，惊动了云南省委，直至党中央国务院，连外国电台也报道了“中国知青暴动”的消息。国务院发出紧急指示：必须尽快平息事件，但不准开枪，不准伤人，不准扩大事态，责成云建兵团尽快处理好。师政治部主任连夜赶到十团，会同团长、政委做知青们的思想工作。可无论怎样努力，这些二十岁左右的毛头小伙子就是不缴枪，并扬言要上山当土匪，宣称谁敢靠近一步就打死谁！就这样，僵局一直持续了三天，各级首长们心急如焚，却又一筹莫展。最后决定派知青去做劝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