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图片来源：资料图）

　　作者：凌弓戴坤，原题：《“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有哪些分歧？》

　　七千人大会是新中国以来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学术界对这次会议一直较为关注，特别是最近10年，学术界对会议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取得不少成果。著作方面主要有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埋首10年，对七千人大会作了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并对一些史实进行了考辨，填补了党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是近年这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力作。此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等著作，对七千人大会也有所涉及。论文方面有数十篇重要文章，如陈晋的《七千人大会启示谈》、王海光的《在历史节点上的风云变局：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何云峰的《七千人大会上党内高层的分歧》、肖剑忠的《党内民主精神的弘扬——对七千人大会的再认识》等，这些论著围绕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主题、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会议的成绩、会议的局限性及会议的启示等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和一些新观点，对深入研究七千人大会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一、会议召开的背景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有其深刻的国内外背景，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作了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方面因素。首先，从经济方面看，直接起因是“大跃进”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粮食征购问题。但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国民经济遇到大的挫折，则是召开本次大会的最根本原因。有研究者指出，1962年初，中国饱受了3年自然灾害之苦，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大跃进”所造成的损失几乎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积累化为乌有，工农业状况令人堪忧，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

　　其次，就政治方面而言，庐山会议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批判和随后的反右倾斗争，不仅打断了经济上的纠“左”进程，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风气逐渐上升。此外，由于地方的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中央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因而成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最初主题”。

　　再次，在思想认识上，当时全党的思想认识状况与中央要求工业要调整后退很不相适应。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继续抱有“大跃进”思想，等待形势好转，准备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虽然认为要大力调整经济，但怕被说成是反“三面红旗”，怕被拔白旗，对调整取观望态度；也有一部分干部和党员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不足，有严重的埋怨情绪。在极端的经济困难形势面前，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和认识，这都需要中央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解除人们心中的困惑，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

　　最后，从国际环境方面说，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向中国发难，中国正面临着苏联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一心一意把中国事情处理好，“不但可以顶住来自国际的压力，还可以战胜各种挑战。这也是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原因之一”。另外，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的爆发，也使新中国面临巨大的国际挑战，中央领导人意识到，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争取国内形势的根本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