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7期，作者：叶永烈，原题：陈公博留下的中共一大“秘密文献”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手头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

    韦慕庭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为胡适录音，撰写《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1915年至1917年)。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并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韦慕庭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

    韦慕庭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有许多中文书籍，但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与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跟陈公博一样，最初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也成了中共的叛徒。（张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1944年10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1933年）；《军中琐记》（关于1926年北伐的，写于1936年）；《我与共产党》（写于1943年）；《改组派史实》（写于1944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1944年）。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Kungpo”即陈公博。在此文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4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开会”。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作者注：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的文献。

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作者注：似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作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了（作者注：即预订）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1923年2月12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2月28日注册，完全吻合。他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在1924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20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

    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36年前的论文。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

    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36年的论文，走出了“冷宫”。

    尽管陈公博后来成了汉奸、历史的罪人，但是大可不必“以后来论当初”。他为中共一大留下珍贵的文献资料，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