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1辑，作者：徐庆全，原题：《毛泽东对周扬的两次批评》

    1954年9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月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评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9月30日，《文艺报》半月刊第18期转载此文时，由主编冯雪峰加了按语，说：“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又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第24期又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

    10月16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李希凡、蓝翎所写的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他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两天后，中国作协党组开会，传达了毛泽东这封信的精神。

    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表到毛泽东写下这封信，周扬对李、蓝的文章中对俞平伯的批评，是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的。“文化大革命”中，由“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联合编辑，1967年5月出版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中，透露了这一过程：

    9月《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式主义和繁琐考证的方法，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自传，抹煞了这本书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

    9月毛主席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给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9月江青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之后，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阻挠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指责《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文艺报》转载，加了一个“编者按”，依然采取保护资产阶级“权威”，贬抑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恶劣态度。这条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旧中宣部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

    10月毛泽东对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斗争，以及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多次作了重要的口头指示。毛主席指出，“胡适派的思想，没有受到什么批判。古典文学方面，是胡适派的思想领导了我们。”他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了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他指出，“一切新的东西都是‘小人物’提出来的。青年志气大，有斗志，要为青年开辟道路，扶持‘小人物’。”

    ……

    10月16日毛主席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一封信》……

    “大事记”中，记载了周扬挨了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原因，那就是对这场批评采取的是抵制的态度。周扬何以会抵制？“大事记”也透露了原因。——这件事在前台运作的是秉承毛泽东旨意的江青，而周扬根本拿江青不当回事。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前，周扬对毛泽东的指示是不遗余力地执行的。而毛泽东的指示，有时候则通过江青先透露出来，周扬则对江青的话往往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江青当了电影处处长，在电影艺术委员会也负一定的责任，经常发号施令，说话口气很大。周扬说，他和部里的一些同志也搞不清江青的话，哪些是主席的意思，哪些不是。有次见到毛主席时，还谈了这个问题。周扬说：五十年代，有一次，我去看主席，主席问起江青的工作情况，我告诉主席，江青很能干，看问题也很敏锐。就是有时候她说的一些意见，不知哪些是主席的，哪些是她个人的。是主席的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如果是她个人的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毛主席“哦”了一声后问，有这样的事情？随后，主席又说，江青很聪明。（1999年1月28日采访露菲）

    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第一夫人”在自己手下工作，一般人不难明白，周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谁领导谁？当然，如果周扬是个趋炎附势的人，这一问题似乎也不难解决，听江青的话就可以。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与江青熟悉的周扬，对江青并没有什么可以尊重的。除了毛泽东之外，似乎不把江青放在眼里。长此以往，周扬与江青的矛盾必然产生。当然，周扬后来是明白了江青的为人。他对周迈说过这样一番话：

    批斗我，也许江青起点坏作用……她在中宣部工作时，有时发表意见口气很大；有时我们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可能得罪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