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展开空前绝后的“秘密大营救”，在日寇严密封锁下，把何香凝、邹韬奋、茅盾、梅兰芳和蔡楚生在内的数百名文化人士营救出来，转移往后方安全地带，奇迹般地完成一场“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元朗十八乡杨家村的适庐，曾是这次大营救中极其重要的“中转站”。当年亲历者、杨家村的后代杨永光现仍生活于此。杨永光日前接受《大公报》访问时忆述，“杨家村村民从初始的警惕，到后来的为保护游击队员宁死不屈，是共产党的热忱感动了杨家人。” 九华径，一处满载历史的地方，在香港沦陷期间，是进出九龙及新界的交通要道，也是东江纵队活动的范围。当年秘密大营救的路线分别为“西线，行青山公路，经九华径至荃湾，越过大帽山到元朗十八乡杨家村，然后渡过深圳河进入宝安游击区;东线，由九龙经西贡村、沙鱼涌、淡水，进入惠阳游击区。” 元朗十八乡杨家村，环境优美，绿意盎然，80年前，这里是东江抗日游击队的交通站，也是秘密大营救的中转站。“那年我大概五六岁，只模煳记得很多人来过，后来妈妈告诉我，共产党的游击队经常带来很多人，不止一批，大部分吃顿饭就继续赶路了，小部分留下住一晚才走。”年届85岁的杨永光说。当时的香港，社会治安十分混乱，新界区处在无政府状态。土匪横行，大小恶势力佔据，奸淫抢劫，无恶不作。从长辈口中，从亲身的感受中，他忆述元朗居民当年的恐慌，时刻担惊受怕，有的害怕到“夜晚唔敢係度住，日头先返黎”，有的甚至全家逃难，直到共产党游击队的到来，才免受土匪骚扰。 杨永光说，当年游击队到来后，主动维持治安，表明为“打日本仔”先至此地，又主动约当地土匪“开会”，要求“唔好再骚扰百姓”。游击队“有枪又有人”，又组织起护村队，慢慢得到居民信任，赶走土匪。他们先后消灭赶走恶势力，包括当时盘踞在大帽山的土匪黄慕容等，令到秘密大营救行动更顺利，增加村民、过境的民众、被营救转移的文化界人士的安全保障。 记者日前实地探访杨家村，村子的后面是高低起伏的山峦，放眼四周尽是树林与田间小路，时至今日都没有行车路直达，不难想像80年前，该是如何的偏远难觅，无怪乎能够为东江游击队提供一个隐蔽的活动据点。土匪横行的年代，村民对一切陌生人都充满防备，从初始的警惕，到后来配合游击队员进行抗日，杨永光说，是共产党人的热忱感动了杨家人。此后，杨家村变成了重要的“中转站”，有人过夜，有更多人则在屋前禾坪暂作休息，“食一餐”就走，杨家人都尽心尽力提供帮助。杨永光记得，“共产党对我阿妈都好好，态度客气，仲会帮手煮饭。” 在杨永光的记忆里，从小到大常听父辈讲述他们经历的各种战斗，抗日故事就是他成长中最真实的教材──营救滞留香港、被日军搜捕的何香凝、茅盾和邹韬奋等着名人士。他说，当时香港沦陷后物资匮乏，日军大量驱赶在港居民回内地，造成难民源源不断，于是游击队就把要营救的人混入了难民的队伍，而这条陆路的大营救路线，杨家村是必经之地。 中国现代着名作家茅盾将这次营救活动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从他写作的《脱险杂记》中，可以窥见当年那艰辛的“逃亡路”：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妇等人被游击队带到皇后大道东的临时集中点，扮成难民模样，通过日军检查站，在夜幕掩护下登上停靠在避风塘的驳船，与邹韬奋等人会合。10日凌晨，他们分乘叁艘小艇迅速冲向九龙，并在油麻地佐敦休息。11日和12日，他们经荃湾，到元朗十八乡的适庐歇息一晚，再渡过深圳河。13日，他们一行抵达宝安游击区的游击队临时指挥所驻地白石龙，并见到了林平等游击队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