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地球：神奇的一天》联合导演范立欣

范立欣最近在忙着为自然电影《地球：神奇的一天》宣传。十年前，它的前作《地球》席卷全球票房1.12亿美金；十年后的这部《地球》由BBC地球影业和SMG尚世影业联合打造。上映七天，票房达2025万元。

2006年，29岁的范立欣首次执导了纪录片《归途列车》。这部反映农民工返乡的纪录片获得了全球最高纪录片奖——伊文思奖，两座艾美奖，有人评价“意义不亚于孙杨为中国男子游泳拿到首个世界冠军”。

以拍摄社会类题材纪录片而著称的他，为什么参与一部自然类纪录片的创作？在电影上映时，大公网和范立欣谈了谈。

纪录片是一面镜子

《地球:神奇的一天》是中英合拍协议框架下的首部合作电影。范立欣获邀担任该片的联合导演和联合编剧。片中还有严歌苓担任中文旁白编剧，成龙担任配音。

“我是第一次参与到这么大的一个自然电影创作当中来，之前更多是从事社会人文类的纪录片创作，我希望能尝试拍摄不同的题材，以呈现不同的价值观。”范立欣想尝试拍不同题材的纪录片，在他看来不管是什么题材，都像一面镜子，能让人反思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地球上的人类有70亿，已知动物种类超过150万，总量难以计数。除了朝夕相伴的宠物外，人对于大部分物种的认知大都来自于动物园和屏幕，很少有机会真正走进自然。人们对城市里的庸常生活越来越无感，更对城市之外的世界知之有限。

当范立欣第一次在画面中看到抹香鲸时，惊讶于它居然是垂直着身躯睡觉。在他看来，过去自以为认识的动物，从新的视角和方式去贴近、观察和表达时，捕捉到它最有趣或最感人的瞬间，感受完全不一样。范立欣说一个纪录片导演，基本条件就是“对那些人们已经熟视无睹的事物保持好奇，才有发现新的可能。”

拍摄自然电影和拍商业片的难度有天壤之别。拍摄者在丛林或荒岛呆上几个月都见不到要拍的动物。前期要以科学调研作为理论基础，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去跟踪、发现动物的行迹，工作人员再花上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蹲守。

在拍摄白头叶猴的时候，无人机一工作，猴群就四散奔逃。后来为了让受惊吓的猴群适应无人机的噪音，摄制组把无人机放飞了20天，没拍一个镜头，直到猴群适应了无人机的存在。

当拍摄到不期而遇的美好，这一切又很值得。

蜉蝣，是影片中最触动范立欣的一种生物。它身材纤细，以蛹的形态在河底沉睡三年。在某一个黄昏时候，全部孵化，从水中飞出来，没有嘴巴也不用进食。只是振翅起舞，热烈地求偶，好像不知道自己一会儿就要消亡一样。在完成物种接续后它就走向生命的终点——生命的周期只有一天。

范立欣认为这是非常具有中国传统意蕴的瞬间，时间与生命的相对关系就像传统文化中揭示的那样，一个短暂的生命，美丽又脆弱。

让纪录片上大银幕

图：范立欣

“我与纪录片结缘很偶然，那时对它充满了好奇。”1998年，刚参加工作的摄影记者范立欣看到一本“全国纪录片会议纪要”，内容多是老一辈纪录片人的心得与思考，这却让范立欣越看越激动。

拍纪录片的想法，第一次浮现在范立欣的脑海里。“原来纪录片这个事情，是你可以拿摄像机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生活里，通过故事、通过镜头过好多的生活，你用一生去经历了好多个人生，是不是一件非常开心和划算的事？”

五年后，范立欣用300个日夜从40个小时素材中为陈为军导演剪辑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由此半只脚踏入了纪录片行业。这部片子获得了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范立欣离导纪录片之路又更近了一步。

范立欣此时已经是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摄影记者，并参与过多次春运报道。而国内的纪录片爱好者还只能在民间自发组织的放映活动上观看影片。此时距离BBC、NHK等机构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在网络上传播，还有五六年的时间，《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国产纪录片的走红还要再等上十年。

国产纪录片参与者少，投资大、市场前景不明朗，没有公映许可证不能上院线等诸多因素都限制了发展。去国外参赛，成为了唯一的出路。

“我想拍纪录片，想让纪录片上大银幕。”范立欣告诉大公网，当时他已经定下了这样的目标，记录小人物的生活和这些错过了就再也不会有的时代故事，让他更加坚定。

墙外开花墙内遇冷

图：范立欣凭借《归途列车》获得包括纪录片最高奖伊文思奖、两座艾美奖等奖项

2006年春运，广州，阴雨天。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整个火车站广场，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站在人群中维护秩序，但他的声音从发出的那一秒就被巨大的声浪所淹没。

这是范立欣首次执导的纪录长片《归途列车》中的第一个画面。他扛着摄像机拍下了这个画面，也险些在人群奔向进站口时被踩踏。　

有人说，2009年以前，中国纪录片去国际上参赛基本上就是“打酱油”的。直到《归途列车》在阿姆斯特丹拿到了最佳长纪录片奖，从此中国纪录片才在国际纪录片舞台上从配角变成主角。

为什么会是《归途列车》？为什么一个关于农民工家庭的故事受到全世界电视台的青睐，还得了无数奖项？范立欣说，这就和拍摄过程中，他在国内找不到投资，最终靠手上的素材在国外募集到近百万美元的原因类似。

“世界对中国的剧变和迅速发展有极大的好奇心，希望看到中国的故事，更希望看到中国人讲自己的故事，这是最大的背景和原因。”在今天看来，范立欣认为《归途列车》的成功有其必然性。

但在当时的中国电影市场纪录片一直是影院“杀手”。据《2011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中披露，80%的纪录片票房几乎为零。三年跟拍，三年评奖，范立欣用六七年时间去做一件事，但回应他的是中国纪录片市场的冷淡。

范立欣谈起那段旧时光，拿着电影封面到处宣传的日子，至今还历历在目。因为宣传经费的制约，影片只在北京MOMA百老汇影院放映。为让更多人看到，范立欣拿到公映许可证后，用“一城一映”的方式——在国内中心城市找到一家影院，双方采取票房分成的形式促成其在一间放映厅上映。

范立欣自己去联系影院、组织观众、豆瓣发帖、每天赶往不同的城市，最终除北京外，国内18个城市成功实现了“一城一映”，但结果是依然惨淡——《归途列车》的票房仅不足4万。

“我一直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像这样的故事没有多少人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的纪录片传播渠道非常有限。”范立欣说。

坚冰正在消融

图：《地球：神奇的一天》海报

《地球：神奇的一天》中有这样一幕：充满阳光的早晨，海边的黑色岩石，无数只成年海鬣蜥腰板挺直，庄重肃穆，像在接受检阅的士兵一动不动。与岩石上的呆板安静不同，沙地里一直蠢蠢欲动。刚刚破壳而出的海鬣蜥宝宝，抓准时机便全力开跑，一群银蛇靠它们特有的技能迅速定位移动中的海鬣蜥宝宝，一场生死大逃亡就此展开……

范立欣说，自然纪录电影也有很强的故事性、娱乐性，更有许多奇观是你在其他电影里看不到的。“其实只要观众走进影院看了这些纪录片，都没有吐槽说很烂的，问题就在于怎么让大家进去看。”

“在《归途列车》以后，我一直在想怎么样把这样的纪录片在中国有更多院线或者是电视台或者网络去播放，有更多观众知道这样的故事，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和努力。”

为摘掉纪录片“小众”、“高冷”的标签，让更多人去影院观看，范立欣不断尝试让纪录片更贴近市场。

2013年，他执导了《我就是我》，一部聚焦少年选秀的纪录片。但这部片子让他备受争议。有人说“这就像姜文去拍《小时代》”，也有报道形容他在“燃烧自己的羽毛”。

“我从来也没有后悔过，也不认为是在燃烧自己的羽毛。为什么我必须拍一些非常沉重的、很具有社会批判性的作品，才是在保护我的羽毛？我觉得丰富自己的羽毛，才能飞得更高，我可以去尝试不同的飞行姿态，我需要去尝试不同的题材。”范立欣说，关注90后年轻人的成长也非常有必要，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就可以通过他们看到未来的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2014年7月《我就是我》公映，票房达600万。与前三年相比，这个数字在国产纪录电影里，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在此之前，单部纪录电影能上百万票房，就称得上奇迹。这部片子在当时也被视为是“中国商业类纪录电影的新标杆。”

在中国做纪录片，要有像拍摄动物一样漫长的等待和耐心。范立欣说，国产纪录片的商业化道路还很漫长，这不仅需要观众观影习惯的养成，资本市场的认可，还要等待艺术院线的出现、政府公共资金扶持。

不过，看似坚固的冰山正以超乎预期的速度消融。中国纪录电影的票房从几百万到几千万，变化速度好像发生在一瞬间。

2016年，由陆川执导的《我们诞生在中国》票房达6000多万，口碑票房双丰收。这部纪录片不仅打破内地纪录电影的票房纪录，还成为北美自然类纪录片影史票房第8名。此前走红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和《舌尖上的中国》，已经让纪录片真正进入了大众视野。

范立欣希望《地球：神奇的一天》能像十年前的《地球》一样被市场认可，成为中国纪录电影新的里程碑。

不过他也认为，纪录片“外热内冷”的现状并未完全改变。纪录电影所承担的社会价值，如果只拿票房衡量价值似乎不妥，但生在商业社会，这又是个悖论。

《地球：神奇的一天》中的最后一幕，“我们”从自然界来到人类建造的城市里，片中有句台词“人类是唯一一种掌握了自己光明的动物”。在获得资本和市场的加持后，中国的纪录片电影似乎也迎来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