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大公报记者汤艾加摄

　　今年，一个自定为“流浪者”的纪录片导演，拍了一部名为《四个春天》的电影，感动了万千观众。日前，这位记录者─陆庆屹，於香港书展期间开办讲座，以电影为引，探讨平凡中的诗意。大公报记者在讲座后请他谈一谈如何凭藉《四个春天》“俘获”观众？面前这位导演语气中透着质樸，淡然一笑道：“我只是一个感受者、传递者，与其说我是一位纪录片导演，毋宁说我是一位记录者。”\大公报记者 刘 毅

　　身在异地，眷念故乡的父母，是不少现代人的经历，陆庆屹也不例外，作为一个资深北漂，在二十余年的漂泊生涯中，他辗转从事过多个职业，面对日渐苍老的父母，他起初只是想为父母拍一部家庭影像，“二○一五年，我正式想到要拍一部完整的电影，当时父亲身体不太好，我就非常着急，回到北京之后，买了很多书，学了很多拍摄技巧。拍摄初衷只为记录父母的影像，毕竟时间残酷，人都会老，都会面对生与死，这是一个很崇高的话题。”陆庆屹表示。

　　《四个春天》是一部实打实的小成本电影，陆庆屹从二○一三年开始拍摄录像，前前后后仅花费了八万元人民币，最终获得第十二届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第五十五届台湾金马影展最佳纪录片和最佳剪辑的提名，更感动了观众。至於哪一个点最能打动人心？陆庆屹答曰：“其实我也不知道哪一段最能引发观众共鸣，拍这部纪录片，也从未想过去感动谁，只是单纯记录父母的生活。”整个专访过程，他都不特别剖析自己使用的拍摄技巧，反而是讲起父母事迹，总有那麼多的意犹未尽，更给记者展示父母的一组老照片。

　　愿意记录自己的生活

　　陆庆屹曾经从一篇侯孝贤的访谈中看到一句话：“初入行拍电影，什麼都不要想，想拍什麼就去拍，不去试试怎会知晓如何开始。”这句话极大程度上鼓励了他。不过专访当日，他则表示：“其实并无特别的激发点令我走上拍摄之路，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更多的是来自父母基因的承传和薰陶。”於其家庭而言，为家庭成员造像、热爱摄影称得上是一种传统，父母结婚时很穷苦，但每年都会去照相馆拍一次照，哪怕是在“文革”年代都留下了影像；哥哥喜欢拍照，姐姐更用第一笔工资的收入给父母买了一台DV，影片中穿插的部分影像，便是出自陆父之手。

　　也许，父母永远对子女抱有某种期望，希望他们安定、结婚生子，而子女却喜欢看看外面的世界，再苦再累也想找寻自身价值，故而不得不离开故土，但内心也会有一番捨不得。陆庆屹也是如此，才会在剪辑影片时，一边看着机器一边流泪。

　　他在十五岁时便离开了家乡贵州，“我到北京那一年，还没有北漂这个概念，当时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但我认为父母在文艺上留给我的基因不能浪费，故乡虽然安稳，却并非一个可以承载文艺使命的地方，留下或是离开，这种权衡很无奈，但很符合现实，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选择与其所处社会变迁有关。”

　　观其北漂履历，陆庆屹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种，比如做过足球运动员、酒吧歌手、出版社编辑、矿工、摄影师等，兜兜转转才开始摄影及影像方面的自由创作，“面对我这样一个喜欢折腾的人，母亲十分豁达，她对我要求不高，只希望我不要违法乱纪。”事实上，虽不是科班出身，但陆庆屹是一个多才多艺之人，擅长绘画，亦不拒绝探索新领域，而综上种种的生活历练也令他在光影之路上有更多的感悟。

　　《四个春天》按照时间顺序，围绕父母生活拍摄了四个过年场景，影片开场，一方天井、一个清澈的水池，陆庆屹的父亲、母亲会在水池旁一边準备年夜饭一边自弹自唱高歌一曲；镜头一转，父亲在屋子裏写着对联，晚上团年饭后，母亲和其他几位来访亲戚还会唱上一段山歌。两位南方老人的退休生活，虽不富裕，却没有荆棘丛生的日常、没有充满抱怨的话语、没有属於老年人的抑鬱和丧失希望，只有最简单的纯粹和喜乐。

　　永无止境的好奇心

　　“我觉得爸爸妈妈身上最打动我的就是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以及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们的家庭故事并不普通。”陆庆屹说。陆庆屹父亲识得二十余种乐器，片中时常可看到日光、灯光投射在他拉小提琴的背影身上，就算是整理腊肠，也会念一句“漂亮、安逸”；母亲喜欢唱歌跳舞，在厨房劳动都能即兴起舞。两个人的鬥嘴也甚是有趣，父亲爱好养蜂，吃完饭后就要去看一眼蜜蜂，母亲就会说：“蜜蜂就好像初恋情人了。”

　　观众评价，《四个春天》传递出了一种诗意的日常，陆庆屹则觉得这一点源自老人家的生活态度：“他们热爱这生活，童心未泯又十分文艺，才会对一草一木、燕子回巢、蜜蜂的处境，都充满感知，都想要去关注。比如父亲会吹走蒲公英的种子、母亲会感受风的到来，彷彿他们身上从未发生过苦难，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陆庆屹称，父母不畏苦难，能与周边的环境融为一体，“除了好奇和热爱生活，父母还是很能独处的人，爸爸烟酒不沾，天生自带‘防火墙’，然而声望极高，乡里乡亲都喜欢找他帮忙；母亲不关心社会变化，却十分能适应周边环境。爸爸去渖阳待了九个月，刚走的一个星期，家中电灯泡就烧了，母亲白天上山砍柴，晚上点蜡烛过火，整整九个月全然没用过电。”

　　“父母的生活方式，教给我最受用的一条人生道理，即是以不变应万变，作为一个人，一定要自强自立。”陆庆屹表示：“在他们身上，没有苦难，只有经历。纵使身处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也能发现平凡中深藏的美，纵使曾有过吃糠嚥菜的困厄，也有顽强不屈的生命力。这种力量也深深影响了我，能够放下对困境的情绪，从一个暴躁的人变成一个十几年都没有生过气的人。”也因此，就算是在拍摄《四个春天》中最黑暗的那个春天─姐姐患癌去世时，他亦没有一味渲染“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伤，更没有表现父母如何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而是用一种很冷静的视角，让生活承载所有悲痛，只因日子还要继续推进。

　　“记录者”陆庆屹拍摄父母的诗意生活，因为父母努力生活，将他人都畏惧的老年生活过成了一段又一段“诗歌”，而最令他陶醉的，是记录的过程，“岁月流逝，但因为有光影的留存，那些消失的记忆成为了永恒，继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正是这种记忆中的流逝，因为有陆庆屹的镜头，在父母与游子之间实现了温情的凝视。也正是其父母身上这种“希望永在，生生不息”的温暖力量，为我们浮躁的生活赋予了一种并不平凡的诗意。 部分图片：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