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陆庆屹父母住宅附近有一棵梅树，每年花季的早晨，他们都会去看一会

　　生活与电影相互承载。当生活有了电影，就产生了活力；当电影表达了生活，那就多了一分真实。然而在生活与电影间，如何发掘出其中的诗意，那也是一种对於生活的浪漫体会了。最贴近生活的电影当属纪录片莫属，它的魅力在於人们对於生活的真实展现。

　　纪录片《四个春天》是二○一九年华语纪录片的一匹“黑马”，虽是小成本製作，但主角浪漫诗意的生活，触动了观众对於家庭亲情的柔软神经。影评人毛尖与《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就电影“回归生活”与“诗意日常”展开了一番探讨，分享他们对於生活、电影与诗意间关係的感悟。

　　春节在中国传统裏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陆庆屹用镜头记录下了四个春节故乡家裏发生的故事整理成纪录片《四个春天》，这是重要的家庭生活记录，更是每一个华人家庭的春节缩影，期盼、相聚、美食、欢笑、音乐、离别，交织出一首生活的诗。毛尖解读这部电影，认为这部电影的成功之处在於没有刻意煽情，而是通过简单樸素的陈述唤出观众的共情，“共情就是一种对於（导演）自己情绪的克制”。她借用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东京物语》说：“笠智众是小津绝大多数电影中的男主角，从二十五岁演到八十八岁，从青年演到老年，但在银幕上，他没有一次挑动过观众的情欲或欲望。他的表情，看夕阳时候和看朝阳时一样，儿女不孝和孝顺时也一样，他好像是声色不动地生活，在电影裏的基本动作就是吃饭喝酒睡觉，他的日常生活从来不受任何事件影响。”

　　“生活生生不息，生活承担了所有的悲伤。”是毛尖对生活的感悟，在《四个春天》得到了印证。她举例第三个春天是沉重的，姐姐的离世为家人生活带来悲伤，除了为姐姐添一抔土外，生活仍在继续。因为“生活承担了主要的悲痛，而不是个人承担了所有的悲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吃饭情节建构电影节奏”，这一点中在《四个春天》也得到体现。当一家人围坐饭桌旁时，专门为离世的姐姐留出一个位置，就是真实的生活，“日常生活构成全部的生活史诗。”

　　陆庆屹回忆电影的拍摄初衷，源於父亲早有拿摄录机拍摄家庭录像的习惯，所以自己也决定开始为家人拍摄家庭录像，因“记录能使时光留存，生活就不会轻飘飘地流失了。”这部电影用了六年的时间，四年拍摄，两年剪辑製作。当拍摄完素材后决定製作成纪录片，自己才正式开始学习纪录片的剪辑与製作。然而电影中的诗意并不是刻意营造，因为“父母早已把生活过成了诗。”

　　《四个春天》透露出一种独特的调性，既能捕捉到人物真实且细腻的感情，却又有似来自陌生人的凝视。陆庆屹把这归结於“流浪的人总是无所事事”。他认为自己就是矛盾的结合，中学时既是“学霸”却也是当时小城的“街霸”，直到十五岁带着青春桀骜离家闯蕩，成了一个“流浪的人”。从那时起就开始“放下日常经验，学会对生活凝视”，凝视间也帮助了他理解生活日常，构建出生活中真实的诗意与生活的质感。

　　回顾拍摄过程，陆庆屹仍有些不经意的停顿调整情绪，“有些拍摄的画面，在镜头后面的我已经忍不住轻微哭出了声，我刻意把这些隐去，剪辑的时候也很克制，希望能少用煽情带动观众的情绪。”这部电影就是一个真实的家庭情感的呈现，其中的情节也会出现在观众日常的生活中，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戳到了观众对亲情已稍有麻木的心。故毛尖表示，这部电影中诗意浪漫的元素，有来自电影人物的真实表达，也有“来自他（陆庆屹）剪辑时的掌控力带出的镇定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