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大儒吕祖谦想调和朱熹与陆九渊两大学派的异同，邀请他们在江西鹅湖寺进行一场理学与心学之间的学术辩论，史称“鹅湖之会”。当时百多名学者、官员的旁听下，朱熹与陆九龄、九渊兄弟辩论三日，难分难解，谁也说服不了谁。

　　六年之后的春天，朱熹邀请陆九渊到他的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毫无芥蒂接受邀请，以《论语．里仁篇》孔子说的“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发论。据说当日“听者如堵”，陆氏说得痛快时，座中至有流涕者，朱熹也深为感动，时“天气微冷，而汗出挥扇”。朱熹甚至请陆九渊“笔之於简，而受藏之”，并为这篇〈白鹿洞书堂讲义〉作了跋，刻之於石。我们今天还可在《朱子全书》和《象山集》读到陆九渊的讲义和朱熹的跋，体会古人的风尚和胸襟。

　　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孔子打破了社会上、政治上的阶级限制，把传统的阶级上君子（在位者）、小人（平民）的分别，转化为品德上君子（有德者）、小人（一般人）的分别，因而使君子、小人，可由一个人的努力而决定，使君子成为每个人努力向上的标志。孔子“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的话就是从义、利的角度来区分君子和小人。

　　“喻”，晓也，即明白、懂得的意思，有学者引申作“联想”解，则两句的大意是：君子（做任何事），总联想到仁义，小人（做任何事）总联想到财利。

　　“义”和“利”固然是相对的，它们之间如何劃分？劃分的标準和尺度是什麼？君子为了“义”，真的不求“利”吗？普通的百姓眼中就只有“利”而没有“义”吗？一大串的伦理问题值得思考。其实，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做人要重义但毋须排除利，孔子反对的是“见利而忘义”而已！孔子说过“君子有九思”（九思指九个方面的考虑），最后是“见得思义”，意思是：见到利益能够想到义，是君子的行为；那麼，见利而不顾义，便是小人的行为了。

　　话说回来，为什麼陆九渊的演讲会令众人感动，流涕出汗呢？因为君子一动念便向义，小人一动念便向利。这种情况是自然而然表现出来的，人若不自我观省，用心一歪，便不自觉地日渐沉沦，陆九渊教人“辨志”，就是教人在学习过程中自我检讨，不要歪离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