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是教与学的基本素材，这是显浅的道理。公民科在改革的过程中，遇上的其中一道难题就是课本的配置。

　　公民科从2021年初落手改革，同年9月推行，这中间只有大半年的时间将整个科目按改革的构思完成。在这过程之中，争议之声此起彼落，其中最令前线教师关注的是，教科书能否赶得上9月开始实施的新课程。

　　教师的忧虑不无道理，教科书是教师不可不备的教学工具。从幼稚园到高中，教与学都离不开教书科；大学不少课程也会用上教科书。教科书既然有其重要性，教育局也设置了一套机制，按课程指引审核教科书的水平和内容。这种工作过去行之有效；课程落实之后，出版社就着手编写教科书，然后送到教育局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出版推出市场。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课程调整与落实推行之间有充足的时间让出版社编写教科书，教育局也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审核通过的程序。不过，公民科的改革和推行在同一年发生，教科书也就无法按以往的程序完成编写、送审、出版的工序。结果，教育局动手组织专家学者，为第一年的课程准备了适用的教材。

　　换另一个角度看，公民科教师需要的其实不止是教科书，而是一个比教科书更博大更精深的资料库。试举中四级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为例，这主题下的三个课题各有特点，采用的教材也有差异。“‘一国两制’的内涵和实践”涉及“香港问题”的由来，背景是英国强迫清政府签署三条不平等条约；另外也有中国宪法、基本法、“一国两制”、国安法等内容。这些内容都有相关的官方资料，适宜以教科书的形式设定教学的内容。至于“国家情况与国民身份认同”的课题，部分内容必须采用官方的资料，譬如“当代国情概略”和“国家的象征”就适合用教科书来处理。不过，同一课题下的另一个学习重点“近年国家在不同领域取得的成就”就要以超越教科书的教学方法来处理，原因是这部分内容涉及高新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基础建设、脱贫等范围，伸延性极高，讲授的时候必须辅以大量教科书以外的知识。

　　今年9月公民科进入第二年，中五级学生的学习主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这是教科书不容易处理的范围。改革开放自1978年底上马，到今天不过40多年，但内里变化之剧可谓空前。去年底香港地方志中心出版了《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就用了一百万字来记录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很难想像，用《香港志》的规格写一本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的志书，究竟要用上多少篇幅；更难想像的是，要选取这本巨著中的资料用于中五的公民科教科书之中，又是何等艰巨的事情。

　　我的结论是，公民科的教师不能只拿着教科书照本宣科，就以为把这学科教好了。教师必须走出教科书的局限，积极采集适用于课程的资料，方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教学方案，将个人对公民科三大主题的认识传授给学生。教师分享个人对不同课题的心得，教学效果肯定比转述教科书来得更好。

　　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　刘智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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