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黄仁逵(左)在片中明言要让作品说话

近日一部香港纪录片，吸引了许多影评人及文化人的注意：导演陈安琪新作《水底行走的人》，以香港艺术家黄仁逵作题材。黄仁逵生於一九五五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法国学画，八十年代回港後，除了绘画，也间中参与电影美指的工作，曾经凭《笼民》得到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项。/刘伟霖

用今天的话来说，黄仁逵就是一个多媒体创作人，他会摄影、写诗、写散文及小说，也弹得一手好结他，即兴演奏接近专业水平。音乐也是《水底行走的人》重要元素，英文片名《i've got the blues》正是对应了黄仁逵热爱的怨曲。笔者没有用秒表计过，但黄仁逵在片中奏乐的片段，应该比他作画及谈画的时间多。

这个情况，可以在影片开头找到答案。黄仁逵开宗明义拒绝导演拍他绘画的过程，三催四请下才愿意用特殊装置，在导演及摄影师不在场下，以类似“监控”的形式记录，但这些片段在本片大抵只作过场使用。

照常理来说，想去拍艺术家、运动员，甚至是厨师的纪录片，他们却不想让你去拍他们表演、练习、烹饪的过程，基本上就是没戏唱了。剩下的就是让被访者用语言去解释自己专门的方法，不过，黄仁逵在本片也坦白表明应该“让作品说话”。

於是，陈安琪既然拍不到从无到有、创作者如何作出艺术决定的常规“艺术纪录片”，影片还有什麼可看呢?先前所说的艺术家、运动员、厨师之类，即使在所属的範畴出类拔萃，却不一定能言善道。黄仁逵却是一个“讲得之人”，所谓“讲得”，不是喋喋不休的“吹水王”，而是字字珠玑，思路清晰。所以，导演即使不能拍出艺术家的创作过程，这位受访对象的思考及语言能力，弥补了不能拍创作的缺陷，而且更高层次地展现了艺术家的所思所想。但这一点，似是一种幸运，可以有这样的被访者。

艺术家脾气

论者说得最多，是本片反思了何谓纪录片。笔者也不介意剧透，因为影片的预告片已很直接展示导演及黄仁逵在镜头前的衝突，而影片的开头就把最激烈的衝突放出来，这一段於片尾再出一次，并以黄仁逵後来礼貌地拒绝让导演再拍下去，然後这样令导演想到影片可以怎样成形作结。

看完影片，再看不少论者的文章或感想，见到大家那麼认真的讨论黄仁逵那一句“纪录片导演拍的其实是自己”，或者“有剧本”纪录片对“墙上苍蝇”纪录片的高低，笔者觉得大家似乎是中了导演的掩眼法。

因为，“纪录片应该怎拍”不过是黄仁逵与陈安琪发生衝突的藉口。黄仁逵反抗的，不像是“有剧本”还是“无剧本”，而是陈安琪的“预设”，是她把自己对艺术家的种种陈腔滥调，套在黄仁逵身上。从影片覆盖的话题及提问中，笔者觉得陈安琪就是期望听到黄仁逵如何艰辛地反抗父母，去实现他的画家梦;想听到他如何在香港这片文化沙漠中做自己的艺术;想听他感怀身世却又安贫乐道;想拍到他和法国女子生的女儿，如何怪责父亲抛弃她们，而黄仁逵有没有愧疚;想听到他感慨跳舞的女儿，无法以“创作”谋生。导演这些成见，有时如她所愿在黄仁逵话语中出现，但更多情况是被黄仁逵反击成功。

其实这就是我们(这样说是包括笔者)对艺术家的印象：他们一定要和“市侩”的父母闹翻，一定是放浪不羁，一定觉得世人不理解他们的艺术，一定愤世嫉俗。一句话，就是“艺术家脾气”。笔者觉得影片除了展现到黄仁逵在作品以外的思想，一大优点是戳破了“艺术家脾气”的假象。在Sin Sin画廊一场，黄仁逵点出我行我素的关键，就是懂得几时走，懂得几时忍。这令笔者感受到“艺术家脾气”讨厌之处，就是明知和对方合不来，甚至连基本要求都做不来，却又想赚对方的钱。

但要强调，笔者不是说本片证明了所有艺术家都没有艺术家脾气，黄仁逵可能只是例外，又或者是经过人生历练而得来的智慧。

导演被看穿

本片内容有趣，言之有物，但令笔者讨厌的地方，正正是许多论者称讚的“反思纪录片形式”。导演在片中不同段落，加上字幕，说自己一直找不到本片的方向或“形式”(导演用的词是英文shape)，而到最後和黄仁逵闹翻了(黄说两人对纪录片理解不同)，字幕就说她终於找到本片的shape，影片也到此为止，shape就是观众刚才看到的电影。

导演在很多场面中和黄仁逵同在画面，被他批评或挑战。陈安琪选了这些片段，却无法承认自己在黄仁逵面前的肤浅，改为用那些“我未知道这片应该怎拍”，“什麼是纪录片”的藉口掩耳盗铃。明明就是带着艺术家都是愤世嫉俗、酸溜溜、目空一切的印象去拍人，被人家看穿了你的机心，才自欺欺人说找不到shape。

本片内容精彩，但机心令人讨厌，包括导演在片中向黄仁逵说，想让更多人认识他，即时被黄仁逵回敬了一句。所以，与其说黄仁逵在质疑纪录片的形式、纪录片导演的创作目的，不如说只是他质疑某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