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扈亮】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战略，追求高增长与高效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保持9%以上，经济总量大幅增加，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其中，作为经济体最为活跃的细胞，无数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成为引领中国经济走向全球的代表性力量。全国工商联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已有中小企业11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提供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完成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纳税总额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底，全国个体私人经济从业人数超过1.8亿，“十一五”期间累积吸纳就业6000万人，年均增加1200万人。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愈发广泛。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以投资为主的刺激政策在对冲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同时，也进一步恶化了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有权威学者认为，上述政策不利于消费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日前发布的《201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地方效率研究报告》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以效率优先作为指导思想。在资源稀缺、生态脆弱的情况下，追求高效率，相对减少社会公平方面的资源投入，从而导致社会失衡与社会鸿沟的出现，形成政府效率悖论。效率悖论催生制度鸿沟，加大收入差距，加深数字鸿沟，导致区域发展鸿沟及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熊贻德对大公报表示，该报告形成过程中，有很多企业家就报告具体内容，未来政府效率提升等问题来函或致电询问。这背后重要的原因是，金融危机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长期低迷，部分制造型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不少企业家特别关注政府转型及政府效率提升问题，因为政府效率的提升的同时也意味着企业能够获得更为宽松的经营环境，这也对企业切实“减负”有着重要的意义。

    熊贻德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每一轮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都源于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这种调整能够更大程度发挥出经济体本身所具备的潜质。有鉴于此，通过进一步改革提升政府效率，从而为实业界创造更好的宏观环境将对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健增长有着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