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资难度增加、投资案例数和金额均跌至2010年水平……寒意渐袭PE(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令业内人士惊呼冬天已至。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下称新《基金法》)，对PE进行监管，在这个困难时刻，我们希望管我们的是一位善良的婆婆，能给PE一个好的生存环境。”9月2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上，国润投资基金高级投资经理罗文经一席话赢得不少掌声。

    据《华夏时报》了解，今年6月一审并公开征求意见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有望在10月份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二次审议。此前引发较大争议的“PE到底由谁监管”问题，即将尘埃落定。

    按照2005年《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政策》的规定，发改委为风险投资的主管部门。但此次新《基金法》修订，证监会或有望上位成为PE监管主体。

    PE监管要还是不要

    在一些人眼里，PE是富人(投资人)与能人(管理人)的游戏，投资者相对成熟，且不涉及公众利益，因此应允许其自由发展。

    华东政法大学讲师肖宇却认为，成熟的投资者也需要保护，例如麦道夫等著名案件中的受害者都是有钱人，不能认为成熟的投资者就不需要被保护；另外，PE投资人包括社保基金等涉及背后的不特定大多数公众，仍然涉及到公共利益，也涉及系统性风险。

    中国的PE随着创业板的推出而呈爆炸式发展。据2012年创投行业发展报告，截至2011年年末，全国备案创业投资企业882家，备案创业投资企业资产总规模达到2206亿元，尚未备案的PE有近万家。

    “PE健康发展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PE的发展面临无法回避的法律问题，尤其是立法层面的规则缺失极大地制约了其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王利明说。

    今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新《基金法》修订草案中，PE作为非公开募集基金被纳入。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就在修订草案征询社会意见过程中，包括中国股权与创业投资协会在内的25家行业协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一份万言书，反对将PE纳入新《基金法》。

    该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教授以“不明智”形容25家行业协会的举动。他认为，行业协会联合上书的原因之一就是行政监管恐惧症，担心因被监管而失去生存空间。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立法者在调整PE时一定要彻底打消PE的这一顾虑，努力谋划出PE友好型的新《基金法》。”刘俊海认为，PE不但不适用于专属证券投资基金的、来自中国证监会的行政监管，也不适用于来自国家发改委的行政监管，他主张采取“立法调整+工商登记+PE自治+公平竞争+行业自律+司法救济”的宽松监管模式。

    谁来当这个婆婆

    肖宇正负责一个有关PE法律问题的国家课题，她讲述了其调研中的另类发现：PE管理人并非不希望被监管，与她接触的多数人相反要求被证监会监管。

    他们的观点是，没被监管也意味着地位未被确认，去募资时容易被人当作非法集资；而一旦被有专业监管能力的机构监管，就像增加了一种光环，即政府的信用保障，募资将变得轻松许多。

    “上世纪80年代流行讲放权，企业要求放权、让利，有的不主张要婆婆。事实上，企业不是不要，而是想要一个善良的、体贴企业的婆婆。”在9月22日的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原经济法室主任魏耀荣风趣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