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網訊】廣州市律師協會秘書長陳舒在連任全國人大代表後表示，將在今年兩會上建言，完善年初剛剛施行的勞動合同法。來自浙江、重慶等地的人大代表也就貫徹實施勞動合同法帶來了議案和建議。

勞動合同法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反復討論和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其制定和實施過程一直是中國社會集中關注的焦點—因為絕大多數人，不是僱員，就是僱主。其中對員工的福利保障，對僱員來說是收入，對資方卻是成本。

勞動合同法只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截至目前制定的２２９件現行法律中的一部，卻是對中國立法趨勢的一個典型注腳—立法越來越深入中國人的生活細節。

一個注重法律細節的法治社會正在形成：除了勞動合同法，與找工作、跳槽以及和老闆打官司有關的還有就業促進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事關每個人荷包的個人所得稅法；鋻於人命關天的車禍和糾紛繁多的賠償，每個司機和行人都關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物權法雖然是事關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大法，卻也可能關係著不少人三代祖屋的所有權。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著名立法專家蔡定劍說：「所有法律都和老百姓有關。２００３年之後，中國立法更關注民生細節問題，這與整個大環境是相關的，黨和政府都強調‘以人為本’，呼籲社會公平。」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多次強調，要「堅持立法為民」，「走群眾路線」。

蔡定劍說，這種立法趨勢與日益開放和民主的立法方式也有關係。「自八屆全國人大以來，人大逐漸發揮了主導作用，主動制定立法規劃，引入民主公開討論。」

立法機構的「開門立法」無疑幫助立法者們貼近社會現實，了解社情民意，得以制定出普通人最迫切需要的法律。

以勞動合同法為例，草案審議之初就在社會各界，特別是企業主和勞動者之間，引發激烈爭論。全國人大常委會向社會公佈了法律草案全文，之後收到的各界意見超過１９萬份，其中６５％來自普通勞動者。

在被稱為「民法核心」的物權法的立法過程中，立法機關召開了１００多次座談會，聽取各方意見。

更典型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７６條的修改，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連續與法學專家、交通管理部門、司機和社區居民舉行了４次座談會，就為了修訂一條不到百字的規定，因為有關機動車與非機動車、行人發生交通事故的規定關係每個普通百姓的利益。

一個國家法律體系的建立自然是由粗到細，由基本到具體。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目標，拉開了中國法制建設的序幕。

「中國三十年來的立法工作是和社會經濟發展密切相連的。」蔡定劍說。文化大革命之後，許多領域的法律呈現空白，當時經濟生活的管理最迫切，因此訂立了不少基本和框架性法律；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開始規範政府行為，行政訴訟法就是這個時期立法的成果；１９９２年之後，順應中國建設市場經濟的需要，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民商法律相繼出台；最近５年，法律體系大致建立，改革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凸顯，各方利益訴求糾結，因此法律越發細分，更具針對性，比如在勞動法的基礎上出台了更具體的勞動合同法。

體現立法進入「細節時代」的另一個明顯標誌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越來越多地修改現行法律。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法律案中，屬於修改法律的超過一半。國務院五年來制定修改１３７件行政法規，其中修改的佔六成。

改革開放之初，全國人大在１９７９年曾「一次通過７部法」，包括刑法、刑事訴訟法等重要法律，外界稱之為「中國法制建設的標誌性事件」。在去年年底的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再次出現了一次會議通過７部法，但其中５部是對已施行法律的修訂。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徐顯明說：「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主要方面有法可依。作為立法者對中國經濟生活快速發展與變化的回應，中國正在進入‘修法’的高峰期。」

新華社北京３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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