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網訊】由號稱「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親自發動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改革，經歷了摸著石頭過河的初期探索階段—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的蓬勃發展階段—全面審視改革成效、尋求合理調整的理性階段，迄今已經快30年了，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舉世矚目的。誠然，從中共十七大到今次的十一屆全國人大政協會議，對改革的模式進入了比較精細的反思與理性的佈局部署。其中最為人們矚目的是，對市場化的範圍、利弊得失，有了相對清醒的認知和調整。

可以說，在初級階段，各地、各部門為引進外資，竟相攀比優惠政策，甚至低價免費出讓土地開發的狀況，對於喚醒沉睡的中華大地，打破大量仍處於簡單的農耕、手工生產模式，推動經濟發展有其歷史的必然；而在全面推進市場化階段，出現了所有部門、各行各業掀起的辦「公司熱」以及「十億人民九億商」的「下海潮」，在啟動內需、挖掘內潛、搞活經濟諸方面，的確對舊的傳統理念與計劃生產、統一調撥經營模式，具有極大的衝擊力，也使得整體中國的社會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和進步；毋庸諱言，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純粹的市場經濟所具有的雙面刃效應。

而簡單照搬西方模式，過度市場化必然導致「一切向錢看」的拜金狂熱，乃至愈見明顯的社會分化與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的現象，社會公正、道德廉明、救死扶困、平等福利等等，皆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削弱。

應該看到，在否定以往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無論是黨政機關、公檢法還是社會團體乃至於文化教育、醫療衛生、事業單位，莫不在推進改制過程中，把市場化程度變成檢驗改革發展的標誌。一時間，「致富光榮，受窮狗熊」成了最為時髦的口號。

於是各種機構單位紛紛想方設法與市場化「接軌」，或通過分流出「經營單位」，名義上是增加經濟創收，減少財政負擔，實際上卻因為相關的法律法規薄弱，導致權錢結合衍生出諸多的經濟漏洞，進而滋生腐敗與不正之風氾濫的弊端。

反過來，又使救死扶傷、人類靈魂工程都沾染了金錢與利益的誘惑，教師行業、醫藥行業迅即成為令人豔羨的高收入行業，「入學難」、「看病難」的矛盾十分尖銳。而中國自身社會主義體制應有的全民福利與救濟、公益事業被弱化了。於是，自上世紀90年代末至今，有關的反思與探討，越來越多。

直至中共十七大前後，終於振聾發聵地提出了關於全社會的醫療保障與教育改革失敗的結論，這應該是中共執政推行改革開放以來最為深刻的一次反思和反省。

其實，推而廣之，無論是中央黨務或政府機關，社會團體、文教衛生事業單位或學術機構等，其作為一種社會公眾的服務，卻在屬下建立所謂創收的經濟實體，都是不科學不合適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務正業的表現。這必然會形成「小金庫」和腐敗的溫床，顯然，政府機構應該管的是政策法規、市場規範和公眾服務。不僅要「政企分開」，文教科研衛生事業團體都應該和經營脫鉤，各司其職，各安其道。才能維繫公司、企業在市場上的公平運作與經營。如此，才能有效堵塞、阻止各種灰色乃至黑色收入，維繫公務員、文化事業工作人員薪資收入的正當性與廉潔性。

最近，中國政府一系列義務教育、全民教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都要相繼出台，城鄉社會救濟保險等公益措施也在逐漸鋪開。醫改的總體目標是到2010年，在全國初步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框架，緩解城鄉、地區、不同收入群眾之間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差距擴大的趨勢，緩解人民群眾看病就醫突出問題。到2020年，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

通過建立獨立的義務教育財政，在此基礎上建立義務教育財政專項轉移支付制度，是中國義務教育財政制度的可行模式。改革農村義務教育財政管理體制，將農村義務教育財政責任改為以縣級政府為主。通過全國人大制定《義務教育經費投入法》，為財政體制的調整和義務教育籌資提供法律規範。

這些都是區隔市場與社會福利，體現中共「以人為本」治政理念和社會公義的重要舉措。儘管目前對相關區隔的法律規範還有待認真完善，但科學界定市場經濟的運營範疇，抑制不合理的交叉運作和權力染指與貪腐，同樣是構建社會和諧的題中之義。

中評社北京12日電

注:【大公網訊】或【大公專訊】為本網即時新聞，非引自《大公報》，敬請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