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網訊】新加坡《聯合早報》3月11日載文《中國政府改革的目標當是有限政府》，摘要如下：
中共十七届二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和《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很自然，政府機構改革成爲這次兩會的主要議題。儘管這兩個文件側重點不同，但中心思想或者改革的主題是一致的，那就是要重塑中國政府制度。
顧名思義，國務院機構改革主要是中央層面的改革，而行政體制管理指的是全國範圍的各級政府制度的改革。綜合起來構成了中國整個政府制度的改革。
政府改革幷不是什麼新鮮事情。去年中共十七大確定政府要作一個根本性的轉型，就是從作爲一個經濟主體轉型到作爲一個提供公共服務的主體。
自八十年代初提出「小政府、大社會」的行政改革目標以來，歷届政府都努力往「小政府」努力。但是，迄今爲止，政府的規模實際上是越來越大，官多爲患現象仍然普遍存在。
九十年代初以後，新自由主義不僅左右中國的經濟改革，而且也左右政府改革。政府開始推卸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甚至從公共服務領域退出，包括社會保險、醫療衛生、教育等等。這些年來，所有這些領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
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從去年的十七大報告到這次政府改革方案，基本的共識是「加快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這個目標如果能夠實現，應當說是中國可以建成標準的現代規制型國家。這里提到了市場、公民、社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有限政府的表述也似乎隱含在其中了。
但是，在實際操作層面，中國還遠沒有確立有限政府的概念。八十年代提出的「小政府、大社會」本來就是有限政府的形象表述，但爲什麼這麼多次的政府改革以後，政府反而越來越大呢？理想上的有限政府到了實際層面演變成爲無限政府。
爲什麼會這樣？原因再簡單不過了：涉及到公共利益領域，政府拼命地以市場經濟的話語加以退出；而有利可圖的領域，政府又拼命以發展經濟的話語進入。
有限政府意味著政府本身和其他行爲主體如企業、事業單位、市場中介組織、社會組織等之間必須確立邊界。政府的行動必須在其邊界之內，超出這個邊界便不是有限政府。但在中國現存體制下，顯然沒有這樣的邊界，或者說在理論上有邊界，但實際行爲層面則沒有。以往多次機構改革幷不很成功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越過邊界與民、與社會、與地方競爭利益。結果是政府到處插足，造成了泛政府化或者泛行政化的局面。
就拿政府和國有企業的邊界來說。國有企業部門或者公營事業，歐洲很多國家比中國還大。但歐洲的公共部門沒有行政化。中國的公共部門實際上是准行政部門，因爲中國的所有國有企業都是行政化的，就是有行政級別，就是說企業分部級、副部級，分三六九等。
中國政企之間沒有邊界，國家如何規制企業？如果沒有邊界，就變成左手規制右手。政企不分一方面造成政府的經濟功能很強大，另一方面造成政府執法功能低弱。要規制就要依靠法律。法律代表普遍性，法律是沒有任何行政級別的，因爲法律面前人人（包括任何組織）平等。但在中國，法律的重要性經常要跟執法單位的行政級別有關係。比如國家環保總署，一個部級單位，如何規制一個部級的企業或者一個省部級所屬的企業？
沒有邊界，也造成了無窮無盡的行政壟斷。在中國，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壟斷。中央一級的壟斷可以用國家戰略利益來合法之。但中國的省一級有壟斷，地一級有壟斷，縣一級也有壟斷。越到下麵越壟斷，越到下麵越變味道。在地方層面，壟斷已經不是什麼戰略意義的，而是演變成哪一個地方賺錢，政府就進去，造成與民爭利，與社會爭利。
但是到了無利可圖的責任領域呢？就是另一番不同的景象了。到了要負責的地方，部門之間就是互相推諉了。從這個邏輯來說，有理由對政府能否自己來負擔所有公共服務的提供進行討論。
中國政府要轉型到提供服務型政府，簡單地說，政府改革就是要重新規定政府功能，而規定政府功能也就是要規定政府的邊界。從前林林總總的政府弊端都是和政府毫無邊界或者沒有制約地自由跨越邊界造成的。有了邊界，政府才會有限和有效，社會也才能得到真正成長的空間。而規定政府邊界的指導思想應當是有限政府。
中評社香港12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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