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網訊】西藏最近發生二十年來最大規模的騷亂，引起國際高度關注。雖然這幾天中國官方陸續公佈了一些事實真相，但由於仍未開放外國記者前往當地採訪，因此各種消息滿天飛；歐洲國家有網民認爲，在這個時候，中國政府無論說什麼都不會有人相信。這話聽上去刺耳，但卻反映了西方世界在西藏問題上的某些固有思維和情結。中國若能仔細研究，進而從克服自身政治文化的局限出發，改善國際公關技巧，相比在距離北京奧運尚有四個半月之際，面對未來仍可能隨時發生的各種危機，當有一定益處。

西藏問題錯綜複雜，其間在漢藏情結、文明尊重與對話等方面有許多需要深入探討的領域，這些問題的長期延誤，加上政治利益的犬牙交錯，導致西藏事務日趨複雜。但就此次風波而言，顯然是騷亂在前，官方依法處理在後，而且騷亂的打砸搶程度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此類事件發生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無論其深層背景如何，政府均會依照程式進行處理，九二年洛杉磯和2005年巴黎騷亂無不如此。

唯獨到了西藏問題，西方媒體和知識界就換了一種思維。無論在過去就西藏問題而産生的爭執，還是在此次風波中，西方知識界幾乎一面倒譴責中國政府，此次更是指責動用警力，並要求中國克制，而不顧騷亂在前的基本事實。西方知識界的批判主義和實證主義精神，在西藏問題上完全讓位於概念化認知，這顯然與某些深層情結有關。因此，研判西方的立場，出台國際公關措施，第一步當研究西方知識界的這一深層情結。

西方的多種情結和盲點

在西藏問題上，西方知識界具有互相交織的多重情結，導致的結果就是知識界和公衆在形成看似正義、實質混亂和無法理清乃至自拔的怪圈。

情結之一：西方知識界長期具有批判主義、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傳統，注重公民自由、人權和自決，以不信任政府爲基本特徵，這是文藝復興和資產階級革命後，西方社會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問題是：當這筆精神財富遇到西藏問題，就會由於後文將要闡述的另幾類因素，而變得扭曲或至少變形。

情結之二：過去數百年東西方秩序傾斜過程，導致西方因其現代化的成功而成爲世界的楷模，而人權、民主、自由和公民自決等被歷史證明爲行之有效的價值觀，自然便成爲所謂的主流價值觀，因此在西方與中國交往的過程中，始終有一種底氣十足的居高臨下，再加上就一般意義而言，中國確實無法也不應該拒絕由西方緣起，而今已成爲普世價值觀一部分的自由、民主和人權，中西對話的天平由此就更爲傾斜。

情結之三：由於西方現代化的迅速發展，以及東西方秩序的極度傾斜，西方社會（尤其是歐洲主要國家）蔓延著一種對人類原始文明的獵奇般的熱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熱，其代表首先是非洲和西藏。這種文化現象本身無可非議，問題是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某些「非文化因素」，於是就會變得複雜起來。比如在西藏問題上，西方知識界對西藏原始文化或獵奇或虔誠的熱衷，就導致其必然對任何介入西藏問題的其他因素採取不客觀的態度。

情結之四：西方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仍存在巨大的差異，尤其是冷戰結束後西方主流價值觀更是在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大多數國家交往中處於既合理又居高臨下的地位，因此同樣是美國或法國警方可以依法處理其國內的騷亂（不管騷亂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多麼複雜），但到了中國身上，便立刻成爲譴責的物件。

上述四種情結的交織，就導致西方知識界的內在分裂和困惑。這種分裂和困惑歸納起來就是：一、批判主義、自由主義與簡單化思維的結合；二、實證主義傳統與忽略事實和邏輯之間的悖論。

西方尤其是歐洲知識界在西藏問題上的這些情結和困惑，在相當程度影響了西方的公衆輿論和思維。但就整體而言，正是在這些認知交錯和誤解中，蘊藏著中國展開有效國際公關的巨大空間。

須把握的幾個關鍵

就西藏問題的國際公關而言，筆者之前曾提出迅速、坦誠、透明的原則。之所以說中國不能忽視在西藏問題上國際公關，原因不但在於這一問題的長期性、複雜性，同時更在於從現在起到八月北京奧運，這一問題若處理不好，還可能引起更強烈的國際衝擊波。

同時必須看到，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長期來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這爲中國與西方在西藏問題上的互動，搬掉了一個結構性的障礙。而且也應看到，即便在西藏風波發生後，絕大多數的西方國家政府都還是希望北京對此保持克制態度，並盡力維持與北京官方的溝通渠道；尤其在是否抵制北京奧運的問題上，至今沒有國家和國際組織的官方表示將採取抵制行動。只要絕大多數西方國家的政府不介入，抵制奧運行動就掀不起大風波。因此，在這次的西藏問題上，北京只要迅速平息事端，如實公佈真相，就可以做到降低北京奧運受到的衝擊。

在這方面，顯然存在著長期公關和短期公關兩個問題。就長期公關而言，涉及到中國與西方長期溝通的問題，當然也涉及到中國在這過程中逐步完善或調整其對西藏政策的問題；就短期公關而言，則涉及到在近期如何讓國際社會更多瞭解事實真相的問題，其中尤其是開放外國記者進入西藏實地採訪。

無論是長期還是短期公關，都涉及到幾個關鍵：一、以坦誠心態面對國際社會，哪怕是面對充滿誤解的人士；二、從國際社會的多重情結及其盲點（見上文闡述）入手，用國際社會通用的語言和方式，展開有說服力的工作；三、從西方一些大牌專欄作家和知識界人士著手開展工作，進行溝通，同時也可有精通西方的的人士在西方報刊上撰寫文章。

作者邱震海，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華網25日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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