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網訊】美國《僑報》10月12日載文《中國「救農」實爲「救市」》，摘要如下：
時下，發源于華爾街的金融海嘯吹得全球風雨飄搖，世界各國都忙著考慮救市招數。而中共眼下在北京凝聚全黨才智的一次重要會議—十七届三中全會，主題却在于研究推進農村改革發展，即「救農」。這給外界多少有點不合時宜的感覺。
衆所周知，由于美元在世界的「霸主」地位，美元一「感冒」，全世界都「咳嗽」，正所謂寰宇同此凉熱。中國自然也不例外，特別是它還手握遠高于許多國家的龐大美元外匯儲備，所受震蕩之大可能更甚于他國。但爲何其當務之急不是應對金融危機衝擊，而是看似關聯度極小的農村問題？
身爲執政黨，中共自十一届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之路幷引發神州大地滄桑巨變以來，歷届三中全會都含蘊特別意義，被視爲觀察中共領導層治國理政理念的風向球，往往會誕生具重大轉折意義的決策。而此届三中全會，早已歷經市場經濟洗禮的中共新領導層，顯然也不會無的放矢。
毋庸置疑，30年前那場發軔于農村的經濟改革，給中國帶來無比的活力，出口型經濟、市場化戰略得以建立。中國經濟創造了國內生産總值占世界9.7%的世界奇跡，但外向型爲主的經濟劫透支了中國寶貴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使已全面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受制于外部環境。此前伴隨國際經濟環境逐步惡化，出口的拉動力量已明顯减速，此次的華爾街金融海嘯只是讓陷入發展瓶頸的中國雪上加霜而已。如此一來，「頭痛治頭，腳痛治腳」式的救市，很難根治中國經濟痼疾。
從近幾年中國政府平衡經濟發展「快」與「好」的努力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拉動內需早已成爲中共決策層的共識。
而一如當年的國內社會形勢，中國當前的突破口之一仍在嚴重制約內需增長的農村：因爲城市與農村經濟間的「汲取型」關係，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長34.35倍，但本就比農民富裕的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却達52.02倍，以致城鄉居民人年均收入差距不减反增，由1977年的2.22倍擴大到2007年的3.33倍。經歷從舊三大件到新三件再到汽車、房子的消費升級，中國城市社會的消費潛力已經用盡。如能加速解放擁有9億人口的農村，無疑可形成下一輪經濟發展動力，爲中國創造更驚人的內需，爲世界帶來新機會。
經由「農村包圍城市路線」而獲取政權的中共，深諳「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在中國這個歷史農業大國中的分量。30年間10個「一號文件」，從减輕農民負擔，到增加各項農業投入；從掀起清欠風暴，到推進征地制度、戶籍制度改革；從支持農村經濟發展，到加快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大陸對農民由「取」轉向「予」，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可惜「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等的藍圖迄今仍是遠景。公共財政提供的公共品「照耀」到了農村，但還沒有讓農民們全身沐浴溫暖。
「搞了20多年還窮，要社會主義幹什麼？」鄧小平當年以一個沉重的問題啓動了一場舉世矚目的改革，而30年過去了，這個沉重的問題目前在中國（至少在廣袤的農村）看來幷未得到很好解決。在國內各種矛盾頭緒紛繁、國際經濟形勢危機四伏之際，中共新領導層又一次把目標重新鎖定在農村改革發展，實際上著眼于整個中國社會改革的全局。此時「救農」，不僅要爲幾億中國農民送上福音，更期以此解決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尋找經濟社會發展的長效藥方—這是中國經濟達致良性發展的迫切需要，同樣事關全民富裕目標的社會公正。
農業穩，則天下安，農民富，則國家強。即使國際經濟波動，也會「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這可謂長遠之「本」的救市之策，其立足點遠高于眼下各國的治標式救市。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會面臨閉關鎖國下中國開創新格局的需要，而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會則適逢中國在全球化下迎接經濟危機的挑戰，中共兩度激活與發掘農村這個巨大潛能富礦，均有重建國民信心之意。唯今時農村改革之複雜與艱難程度均超過當年，國內國際形勢也遠較當年複雜。胡溫最終會爲中國的持續發展之路交出何種答卷，還得拭目以待。
中評社香港13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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