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夏，中央督查巡视进入“热辐射”模式。环境保护、扫黑除恶、扶贫攻坚、教育履责等多领域的督察组、督导组、核查组、巡查组陆续离京奔赴各地，督促中央措施落实，其密集程度达到十九大以来的一个峰值。

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6个督察组于5月底至7月初陆续进驻10省（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6至9月分三批对中西部22省份扶贫开发整改情况进行督查巡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日前向各地派出32 个核查组，首次对所有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开展实地核查；十个“扫黑除恶”中央督导组从7月起，分三轮赴各地展开督导工作，到明年底实现全覆盖……
 
不管是督察、督导，还是核查、巡查，虽然名称有别，时长不同，任务各异，但核心都是确保中央举措落地生根。没有督查评估的政策，难免沦为形式主义。过往中央制定的不少改革和政策，出台轰轰烈烈，愿景繁花似锦，执行结果却是镜花水月，“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为不断重复的一声叹息。
 
从博弈论角度讲，中央政令在地方走偏踏空，问题在于，作为代理人的地方官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便利，违背委托人中央的意图而自行其是，谋求利益最大化。而在应对信息不对称的策略中，委托人的“巡视”以及利益相关人的“报警”是常见招数。由此看来，中央派出机构的四处巡查，受理来自地方的举报申诉，不全是中国特色，与现代理论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事实证明，在中国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压力下，中央督查巡视的确是现实顺手有效的管治方式。过去五年，中央巡视组的反腐威力不必赘言，仅就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最近“回头看”10省份的效果来说，战果已然可观：在中央巡查与民众举报的组合拳中，10省份虚假整改问题无处遁形，地方纷纷检讨就范，涉事官员接受问责。因此，中央督查巡视的“热辐射”模式，料成为今后政府治理的常态。
 
不过，中央督查巡视也有效力边界。特别是，督查行动在巡视空间和时间上总有一定间隔，信息的不对称，难免让地方官员再生“机会主义”。两年前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曝光的不少问题，在督察组走后被敷衍拖到今日，其间民众举报不断，当地官员却泰然处之，惟有“钦差”再次驾到，才担心起乌纱帽，便值得深思。高度中心化的制度供给，如何回应分布式的治理需求，无疑为今后改革的深化蓄势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