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辞去收入丰厚的金融工作潜心公益的杜聪 受访者供图

　　曾经我也和很多人一样，想着退休前要赚够多少钱。后来，我看到很多没我有钱的人过得也很快乐。现在的我，追求快乐多一点，也希望香港的年轻人们要学会找到自己的快乐点，不要为了做公益而做公益。做公益不一定就是穷，但做公益的一定要有尊重的心，因为我们要传递给受助人的是快乐和尊严。

　　杜聪的名字对关注公益的人来说可能早已耳熟能详。他於1998年成立了智行基金会，如今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成立了13个办事处，拥有27个供孩子们学习交流的图书室，一个环保帆布袋工厂，一间麵包学校和一个麵包房。出生香港的他，自小成长於美国都市，如今却扎根中国农村；曾从业金融年入百万，如今分毫不取从事公益；他人到中年未曾娶妻生子，却是上万名孩子的“杜爸爸”；他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与敏锐的投资眼光，并用自己的才能去帮助无数孩子。

　　杜聪自小便去了美国，直到1995年才因工作关係回到香港。那时的他经常到内地出差，一次农村的考察让他了解到很多人不了解爱滋，受到触动的他希望能做一些预防爱滋的宣传工作。1998年，杜聪拿着100元港币去註册了智行基金会。“智行”的含义是把智慧付诸於行动，透过资助和管理教育、关怀、预防及反歧视等项目，帮助不幸的人。

　　拯救绝望眼神 全身投入

　　“当时的理想是一边工作，一边业余时间做慈善。”杜聪说，然而有些事一旦投入，就越陷越深。大约两年后，杜聪在北京遇到了一对河南父子，他们说当地不懂如何治疗爱滋，於是到北京求医。这件事引发了杜聪的好奇，他去当地了解情况，亲眼看到了那些爱滋孤儿的眼神，那是一种令人心碎的绝望。

　　“家裏有一个人生病，氛围就不一样。”杜聪透露，9岁时他祖母去世的前一年，家裏愁云惨淡，“我深有体会，能理解他们眼睁睁无助地看着父母离去的那种创伤”。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麼要全身心投入，捐点钱不就好了？”杜聪说，自己之前做志愿者接触的孩子虽然贫穷，但却快乐。“他们有父母、有健康的家庭，生活上的艰苦些全可以用钱来解决，贫穷对孩子们的影响没那麼大。但爱滋遗孤除了贫穷，还受到疾病的困扰。”

　　杜聪还清楚地意识到，相较於父母意外离世的遗孤，这些爱滋遗孤在父母离世后，噩梦并没有结束，“他们非但没有得到社会的帮助，还受到了周遭人的歧视。”於是杜聪选择辞职，专注於智行基金会的工作。他说“现在，我是两万个穷孩子的富爸爸，等我的钱用光了，我就是两万个富孩子的穷爸爸。”

　　从“打游击”到各界支持

　　从最初在河南南部的一个农村资助127个学生，至今已过去16年。截至今年6月，智行基金会累计资助人数已经达到23000名。曾经年薪百万美元的杜聪在这16年间不仅没有拿过一份工资，更是在资助初期自掏腰包至少几十万用於智行基金会的运作。杜聪说，“那个时候因为爱滋比较敏感，不能公开募集经费，所以只好自己掏钱。”

　　除了资金上经历过困难期外，寻找资助对象也非易事。杜聪回忆，基金会起初几乎是以“打游击”的方式在展开工作。杜聪有时候是在农民的带领下去寻找孩子；有时候则是通过当地学校与孩子取得联繫；杜聪还想到与村裏的村医保持联繫，“村裏谁发病了，村医都是知道的。通过他们介绍，我们也可以进行针对性的资助。”

　　“沙士”过后，内地对传染病的情况越发重视，杜聪的基金会也慢慢得到越来越多正面支持。记者在智行基金会今年举行的夏令营结营式上，看到前来的各界善士：有如今已独当一面的受助人，有沪上名企负责人，有智行基金会合作夥伴企业的员工和家属。他们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也会慷慨购买孩子们的作品，为他们尽一分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