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诞生之日起，大公报便自带反对封建专制、倡导维新变革的基因。1902年，八国联军已佔领天津两年，《辛丑条约》签订也将近一年，国家势若累卵，大厦将倾。报国无门的英敛之先生眼见满目疮痍，痛心疾首，遂与友人合议办一份报纸。

　　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担任第一任社长的《大公报》在天津法租界应运而生。《大公报》甫一面市便大胆议论时政，第五期就刊出英敛之亲笔撰写的《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

　　英敛之明确表示，他既不“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也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更不“意存趋避，拗曲作直，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求悦当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顾天下后世之唾骂”。此后，英氏文章进而从鼓励“保皇斥后”转而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

　　积极倡导洋务、振兴实业、开设学校、传播西学、启蒙大众，也是《大公报》的一大特色。英敛之认为“民智不开，万样事都作不到好处。”他提倡移风易俗，发表《戒缠足说》等文章，称“中国有两件坏处，大坏处是缠足，小坏处是蓄辫”。

　　自英氏起，《大公报》便奠定了“爱国”的基调和“敢言”的文风。梁启超对《大公报》讚许有加：“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可以说，从创刊之日到五四前夕，《大公报》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1919年，巴黎和会成为导火索，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