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后，反映中国建设成就和典範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成为主流，包括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山神》等。不过，这一潮流也引来了不少争议：“报告文学怎麼没有了批判性？”“讲述好人好事就是报告文学？”对此，何建明说，决不能认为歌颂性作品就没有批判性，事实恰恰相反，一部正能量作品就是对那些负能量与黑暗面的有力回击。

　　何建明认为，报告文学就是为时代画像，因此其对象的意义决定了作品本身的高度。从这个角度讲，对时代楷模的艺术化宣传，同样是一个极重要的文学命题，而且可以对那些落后者进行有力的鞭挞和警示。“如果一味地认为把坏事写绝才是‘真正的文学’，那其实是没有能力把好事写好的表现。”何建明说，一个民族的作家如果只会揭露社会和本民族的醜陋与阴暗，那将是文学界的一种悲剧。

　　“真正的文学应该引领人类走向光明和善良，应该成为推动历史向前迈进的重要力量。”何建明认为，作家的最高境界除了悲悯，还应有崇高和正义，表现手法的最高境界除了荒诞，还应有真实地再现与还原。“中国作家应该更多锤炼自己的本领，这样才能把一个活生生的好故事讲得生动、写得精彩，才能把人性引向真善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