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厦门“2020厦洽会”展区，香港展台工作人员向嘉宾发放宣传资料\资料图片

　　“大湾区作为中国内外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对接区，双循环发展格局仍存在法治难点，包括制度对接存在壁垒。”27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成立仪式暨学术研讨会上，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郭天武在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上述观点。该研讨会主题为“如何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双循环战略中的作用”。郭天武表示，打通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制度对接的法治障碍，需开展多元化的交流合作，创新法治的区域模式。另有专家在会上提出，目前香港融入国家双循环，最大的工作是控制疫情。

　　对於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实现双循环发展格局，郭天武认为，大湾区作为中国内外循环的重要节点和对接区，其建设必须充分重视法治在区域治理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双循环发展格局仍存在法治难点，包括制度对接存在壁垒，大湾区建设在体制机制方面仍存在比较多的“堵点”和改革“难点”等。为此，郭天武认为，打通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制度对接的法治障碍，需要寻求法治融合的公约数，开展多元化的交流合作，创新法治的区域模式。“大湾区建设必须充分重视法治在区域治理和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疏通‘堵点’，破除难点，力争成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区域样板’。”

　　需解决修例风波遗留问题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民指出，香港近年出现了不少风波，很希望香港能加入国家的大循环裏。“一国两制”下，港澳自身只是一个小循环。无论从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而言，香港要加强国际上的联繫合作，离不开国家的大循环。中国的国际空间也是香港的国际空间，香港走向国际最短的距离，就是香港到北京的距离。他认为，对香港来说，目前最大的工作是控制疫情，解决修例风波遗留下来的问题。

　　王振民还从历史渊源的角度阐述了“一国两制”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分享称，在研究了“一国两制”的历史、提出的背景后，更能发现“一国两制”的真谛。他举例提到，比如有种观点认为，是英国人为香港人争取来的“一国两制”，但在研究历史之后可以发现，“一国两制”是在1980年到1982年开始提出，而中英谈判是在1982年到1984年期间进行的，英国人为香港同胞争取“一国两制”一说根本站不住脚。

　　探讨构建“法律通”平台

　　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朱义坤认为，如果法律不通，那麼粤港澳大湾区统一的大市场就很难通。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大湾区可以探讨通过大湾区“法律通”构建平台，促进涉外法治与内地法治的统筹推进。他提出，在双循环新格局下，大湾区可通过“三通”有所作为。其中包括“一规三表”式的“协商通”，一本三地“区域示範通”，即一个範本、三地区域示範。“最后，归根结底还需要大湾区法律‘人通’。”朱义坤表示，目前香港已经有海外律师认可机制，希望内地培养人才和它对接起来，更好地推进更多大湾区法治人才进入香港的主流法律执业。

　　提及要素流通，国务院港澳办港澳研究所经济室副研究员杨丽提出观点称，导致创新要素不能便捷流通的重要癥结点，往往在於规则衔接和机制的不衔接。“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要发挥国际化优势，整合全球高科技资源，关键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创新领域的规则和机制对接，二是创新要素的连接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