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46年春，上海《大公报》同人于漕河泾冠生园农场合影。图中前排右起第四人为王芸生;后排右起第三人为费彝民、第八人为李侠文、十一人为李纯青。
世纪为新，赓续辉煌!回望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峥嵘岁月，中国舆论重镇《大公报》徐徐铺展一幅风云际会的历史长卷，记录下筚路蓝缕、艰辛求索的建党伟业。不同时期，《大公报》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忠实记录历史并成为中共的挚友、诤友。中共几代领导人与这份文章报国的舆论先锋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危机四伏战火弥漫的年代，中共许多政策主张和行动，正是通过当时中国这家举足轻重的报纸得以传播。正是《大公报》，秉笔直书敢言“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正是《大公报》，公然抗命不称“共匪”坚称“中共”“共军”;正是《大公报》，在历史转折关头，“一张报纸决定红军长征方向”，中共和中央红军前途由此改变。
6月17日，《大公报》将迎来119岁生日，值此报庆之际，我们今起推出“《大公报》与中共百年”系列专题，分上下两集，带读者回望历史，创造新的未来。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血雨腥风中绝境逢生，为民族谋复兴。大公报在历史长河沙中沥金，犹如一面史镜，映射出民族之殇、正义之光和历史走向。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将“为人民服务”书赠大公，是与大公同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新闻理想的契合心照。
早期党员 记录历程
《大公报》是记录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早期领导者、最早的党员心路历程和行动实践的平台。周恩来在1920年赴法国留学前就跟《大公报》联系，商定好留学期间为报纸发消息。而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说，这样的话一来可以挣一些稿费，另外通过做各方面的调查，给国内介绍世界上的一些思潮，以及工人运动情况等，“实际上，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找到了自己要追求的道路”。这就是周恩来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信仰。
张季鸾派记者访红区
《大公报》对中共的报道始于三十年代初。在国民党一片“剿共”声中，总编辑张季鸾就派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月11日《大公报》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百姓拥护”和“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此后，还报道过红军英勇作战、士气旺盛。
1934年，《大公报》的子报《国闻周报》以连载形式刊登了《赤区土地问题》，肯定苏区某些制度值得认真思考、研究，还发表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介绍文章。范长江就是看了这些文章后，萌生到陕北、西北考察的念头。
笔录先驱无私无畏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是将俄文版《国际歌》最早翻译成中文的译者。1935年2月，瞿秋白被国民党逮捕。1935年6月18日的《大公报》记者亲历瞿秋白的最后时刻：“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继而高唱《国际歌》，以打破沉默之空气。”《大公报》高度还原了那个黑暗里向死而生的一幕，翔实笔录了对革命者生命尽头的守望，镌刻出革命先驱丰碑上无私无畏的生命印记。
范长江西北行 宣传红军
1935年，《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受报社派遣赴西北地区采访，发表系列通讯，其中第一次客观报道了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踪迹。这些通讯后来汇编成册《中国的西北角》，名动一时。他的69篇旅行通讯记录了西北人民生活的困苦，真实记载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媒体上第一次出现“红军”一词而不是“剿匪”。由于范长江的报道，使得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了解到真实的、正面的红军形象，知道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强大的战斗力。
几乎在范长江赴西北采访同期，《大公报》记者徐盈、彭子冈在江西的采访、报道，亦涉及有关中共、苏区的话题，彭子冈采写的通讯《巨变中的江西农村妇女》中，有一节标题就是“儿子当红军去了”。
决定红军长征方向
“一张报纸决定红军长征方向”。1935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陇南的哈达铺后，毛泽东就是看到在《大公报》上，登载有陕北红军刘志丹和徐海东部队活动和陕北根据地的消息，才决心率红军去陕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公报》为中央红军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陕北吴起镇，这是一个挽救和改变命运的礼物。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公报》记者徐盈奔波于山西战场，采写了《朱德将军在前线》、《在八路军五台总部》等长篇通讯，向全国读者介绍了朱德、任弼时、徐向前、彭雪枫等中共高级将领，以及八路军的抗战功绩。
促成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大公报》一连发表四篇社评，其中12月18日出自张季鸾之手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深得宋美龄重视，指示将当日《大公报》刊登社评的第2版加印数万份，由飞机空投到西安。《大公报》的社评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国共两党建立抗日联合统一战线。
抗战期间，《大公报》仅重庆版发行量就高达九万多份，创大后方一家报纸单独发行量之最。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大公报》始终尊重事实，不歪曲，不捏造，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向全国公众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进步业绩，改变了公众心目中被国民党御用媒体歪曲了的共产党形象。
报道中共抗战功绩
一张有报格和风骨的报纸，誓言决不在日军铁蹄下办报一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公报》共赴国难，五易其馆，发出抗战最强音。
随着日寇铁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张季鸾言论中反复声称“要政争，不要兵争”，只有“两党团结，才有可能战胜敌人”，并在社评呼吁“今日中国之最紧要者，宜莫若保持国家之统一独立，不失土，不丧权，此非为防共而然”。力劝国民党转移视线，正视中共。
密苏里奖 最高荣誉
《大公报》传诸后世的抗战名篇《明耻教战》、《迂回在生死线上》、《我们在割稻子》、《银风筝下的记忆》和《落日》等成为新闻史经典。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矣!”大公报人用5个八栏高的标题大字表达内心汹涌的情感，是这张抗战到底的报纸与民族同频共振的写照。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荣誉奖章，也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的5月15日，授奖方在奖状正文提到授奖理由时，特别强调：“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
坦诚互谅 建立友谊
抗战期间，周恩来等许多共产党人与《大公报》人多有往来，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1941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所写社评《为晋南战事做一种呼吁》，错误地批评了八路军，周恩来当晚即写了一封长信给张季鸾予以澄清。《大公报》不仅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信，并且由张季鸾抱病执笔，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坦诚地交换了抗日救国的意见。
1941年9月6日，时年54岁的张季鸾逝世，毛泽东在唁电中赞其：“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这既是对张个人抗日言行的肯定，也是对《大公报》抗日爱国思想的肯定。周恩来的唁电中称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在张季鸾病危时，守护在身边的朋友就有周恩来。
1944年7月，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的时候，毛泽东坚持让《大公报》记者孔昭恺坐首席，还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重庆谈判 仗义执言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大公报》有关人士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交谈。1945年9月5日，毛泽东会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等，表达了“统一之政令必需建立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的观点。他说：“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事，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谈话要点翌日在《大公报》刊出。9月20日，《大公报》负责人宴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宴会结束后，毛泽东欣然提笔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
由于《大公报》不断地对国民党尖锐抨击，重庆《中央日报》多次刊登文章责骂《大公报》和王芸生，指责《大公报》为共产党“张目”。
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底至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在平津前线捷报频传。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战与和之间，犹豫不决。时任天津《大公报》副刊编辑的傅冬菊，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派，前往北平陪侍父亲，暗中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态。她利用父女间独特的情感纽带，潜移默化地影响其父趋向和谈。最终五朝古都北平和平解放，人民免遭战火涂炭，名胜古蹟得以完好保存。在这一扭转干坤的旷世义举中，聂荣臻元帅赞扬：“傅冬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开国大典 迎新中国
1949年初，共产党与国民党、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已成定局。新年元旦，《大公报》香港版刊登了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展望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文章指出：“这到来的应该是和平、民主、自由、平等、进步与繁荣的新中国。”
9月21日，总编辑王芸生和副总编辑杨刚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对《大公报》爱国进步的肯定。10月1日，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王芸生在《开国盛典》一文中写道：“举目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人如大海，旗翻红浪，生平未曾见过的一个大场面就在眼前。我庆幸个人此生不虚，更庆幸中国由此进入了人民民主的时代。”
新闻事业 星光熠熠
《大公报》以翔实客观的报道、独立负责任的评论为最大特点，培养出大量有才气、有锐气、有骨气的名记者和评论员，他们文字铿锵，爱国热忱凝于笔端，大公报群星谱可谓光彩夺目。许多大公报人成长为新闻界名人，例如：建国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的杨刚，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记者、《旅行家》杂志主编的彭子冈，其他诸多名流还有：徐铸成、李纯青、梁厚甫、曾敏之、费彝民、陆诒、梁羽生、唐人、徐盈、金庸、谭文瑞……
周恩来总理1958年在和时任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会面时肯定了《大公报》三点：第一，她是爱国的;第二，她是坚持抗日的;第三，她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