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大公报》位于天津和平路169号的旧址。
编者按
一报数馆，薪火相传。120年间，大公报在内地始于津门，历经上海、汉口、桂林、重庆……很多被广为传颂的新闻名篇都诞生于此。很多新闻史上的名人也是从这里出发，走向世界。时光荏苒，城市改造，当年的建筑几经更迭变化，有些已经不在。但在大公人的心中，永远藏着一幅地图，可以指引大家，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大公报》今起推出《百年大公 旧址回访》报道，再次追寻前辈的足迹，从大公精神中汲取新的力量。
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即将迎来它120岁的生日。作为《大公报》的故乡，大公报在天津有三处旧址，在几次城市大规模改造中，1902年的创刊地及哈尔滨道的大公报印刷厂先后被拆除，仅剩下1906年建成投入使用的位于天津市最繁华的金街（和平路）四面鐘一处旧址。由于1957年大公报迁至北京，报社便将此处建筑无偿捐献给国家。此座二层楼的日式洋楼保留完好，半个世纪以来大公报在这里度过了最辉煌的年代，许多享誉国内外的名记者，包括范长江在此期间成名，无数震撼世界的名作在此处出版。
大公报记者日前走访了位于天津和平路169号的大公报旧址，这是一幢二层砖混的日式洋楼，地上主体二层外廊式砖木结构房屋，建筑平面近似呈“ㄈ”字形，造型独特。二层屋盖采用硬山架檩、三角形木屋架、木檩条、木望板结构，屋面为卷材防水双坡不上人屋面。外簷墙水泥饰面，上簷精美雕饰，下配多个白色矩形窗，首层入口为券形洞门。现为一家眼镜店，门口显著位置悬挂着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和《大公报》旧址简介两块汉白玉牌匾。
小洋楼旧址始建于光绪年间
历经了百年岁月的小楼，尽管经多次改建整修，但在天津市政府的保护下依稀看到当年风貌。“此处大公报社旧址建于清光绪年间，建筑采用当时常用的材料、技术及设备，且该建筑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清晚期日租界的建筑特点，并且可以体现出当时的建筑技术水准。”曾参与大公报旧址修缮工作的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相关人员告诉记者，该建筑是天津“小洋楼”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新闻史的一颗明星，同时是天津“海河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发挥着商铺、办公、旅游等重要作用，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总编工人皆对外自称“记者”
“1945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我就来到天津加入了《大公报》。”已故《大公报》老记者刘洪升曾向媒体回忆，当时《大公报》上至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为了方便记者外出采访，当年，报社给每位外勤都专门配给了挎斗三轮车和车伕。我们外勤记者一般上午都在休息，看书报，下午才出发乘各自的专用三轮去采访。”
“当时报社编辑部的工作几乎全是夜生活，每晚7时上班，外勤记者赶写当天采访来的新闻，编辑则各自审核本栏目的稿件，并随编随向楼下的排字房发稿，校对则进行一、二校，一般到午夜时大家便一起到食堂共进一顿夜餐，然后外勤皆可告退，内勤则须等到凌晨二三点审阅大样后才算结束。”根据刘洪升回忆，因为是在天津办报，首先要报道天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甚至社会风俗，各种人文环境、地理环境都要报道。对宣传天津，提高天津的知名度，促进天津走向世界、走向全国，起了很大作用。
当年轶事
天津
英敛之借款一万 建洋楼迁新址
1906年初，《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接到“馆房转主”的通知之后，立即通过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向望海楼教堂借款一万元，租用“东京建物株式会社”的地皮，自建2层洋楼。同年9月5日迁到新址。该址为《大公报》的第二处馆址，地址为原日租界旭街与松岛街交口处，现和平路与哈密道交口处，四面鐘对面，门牌为和平路169号，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
武汉
张季鸾支援抗战 捐爱子周岁礼
《大公报》汉口版创刊后，除报道抗战形势，更是振臂一呼，号召各界为抗战筹款。据《人民政协报》，1938年7月7日上午9时，汉口三民路口举办盛大献金活动，曹谷冰代表《大公报》首登台，向筹款箱投入一张千元支票。王芸生代表张季鸾献上张的独子张士基周岁生日时亲友馈赠的金银首饰，引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和欢呼。至12日活动结束，捐赠合计一百多万元。多年后，张士基表示：“父亲为我的礼物找到了一个最理想最难忘的存放之地。”
《大公报》六度迁馆 拒向日寇屈服
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军侵华的步步推进，大公报人六度迁馆，义不受辱，发出了“吃下砒霜，毒死老虎”的铿锵誓言，绝不在日寇铁蹄底下出版一天。在抗战期间，许多报纸因受日军压制而不得不停刊，继续在日寇统治下出版的报纸，则不得不仰人鼻息。《大公报》既坚持出报，又绝不屈从于日寇铁蹄，从天津到上海，从汉口到重庆，从香港到桂林，无论如何辗转颠簸，为抗战的呐喊从未停止，始终昂然挺立，绝不低头。
1936年4月
鉴于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大公报》创办上海版，把经营重心南迁。报纸在津、沪两地同时发行，行销全国。
1937年7月30日
卢沟桥事变后，天津危在旦夕，《大公报》刚强不屈，在7月30日刊登社评《天津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誓言：“义不受非法统治之干涉。万一津市合法官厅有中断之日，则不论其为外国军事占领或出现任何非法的中国人之机关，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8月5日，《大公报》天津版停刊。
1937年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六周年之际，《大公报》汉口版创刊。《大公报》在汉口组织了规模盛大的抗战献金活动，大公剧团组织上演了三幕国防剧《中国万岁》，四天演了七场，将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前方。观看演出的有田汉、洪深、阳翰笙、邵力子、沈钧儒、邹韬奋等人。
1938年10月27日
当天，武汉失守，《大公报》不得不撤往重庆。在汉口的最后一期版面上，编辑部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们这一年多，实在无成绩，但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为最有效的使用。今后到了重庆，而心神却在大别山边，在鄱阳湖上。同样的，在江南，在塞北，在淮上，在粤东，我们永远与全国抗战军民的灵魂在一起。”
1945年8月16日
当日《大公报》社评《日本投降了》回顾了八年来的艰辛。“以本报同人来说，七七变起，平津失陷，我们的津版先断;八一三变起，大战三月，淞沪沦陷，我们的沪版又停;翌年，武汉撤退，我们的汉版迁渝;太平洋战起，我们的港版沦陷;去年敌军长驱入桂，我们的桂版也绝。八年来颠沛流离，只剩渝版，坚卫抗战大局，以迄最后胜利的到来!八年来所想望的胜利到来了，为今日的中国人民真是光荣极了!”
汉口里弄旧址 埋藏历史沧桑
图：武汉汉润里2号为两层建筑，但石库门结构依旧完整。\大公报记者俞鲲摄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张季鸾先生率同人创办《大公报》汉口版，张季鸾、许伯萱、曹谷冰先后任总经理，张琴南任编辑主任。馆址设在汉口湖北路(今中山大道)汉润里2号，并于“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日正式出版。此后《大公报》在全国率先发声，报道南京大屠杀事件，留下实证性资料。
八十多年后，大公报记者来到此地寻访旧址。记者沿着汉口主干道中山大道一路寻至与南京路交界北侧的汉润里街区。汉润里在中山大道上有一出入口，外墙仿麻石粉刷，与租界西式建筑风格保持一致，出口的门洞上方有“汉润里”字样。
记者循着门牌号进入汉润里右侧第二条里弄，弄堂最里面左边第一间便是汉润里2号，已经无人居住。记者上前仔细查看，汉润里2号为两层建筑，木质大门紧闭，用铁链紧锁，门扇左侧有市公房处第二房管所”的红色标牌。门上油漆脱落、门板裂缝、墙面斑驳，但石库门结构依旧完整，尽显历史沧桑。
上海厚德公寓 搪瓷灯下撰写名篇
图：当年上海《大公报》编辑部。
历史上大公报曾两次在上海出版。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在上海爱多亚路181号(今延安东路)创刊出版。不久后，抗战爆发，给有骨气的文人们带来深重灾难。1937年12月，当时的日军占领军要求各中文报纸须送小样检查。《大公报》明确表示，宁肯停版，也不接受检查，并于12月15日发布《停刊宣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1月1日复刊，馆址设在南京路212号，自那时起至1952年北迁，上海大公报曾有主要办公场所和宿舍共4处：经理部、编辑部、总管理处和员工宿舍。南京路的经理部，是最为读者熟悉的地方，胡政之、曹谷冰、李子宽、费彝民等就在此办公。
老报人赵鸿钧先生，生前最喜欢在閒暇时到大公报的各处旧址走走，其中，外滩附近的新开河是他常去的。那里曾有一幢名为“厚德”的六层公寓建筑，是他工作过的编辑部所在地。厚德大楼已经在2002年被爆破拆除，原址上建起了古城公园。但楼内楼外的风景，还是留在很多老大公心中：一楼为印刷车间，二楼是排字间和制版房，三楼是编辑部和女子宿舍，四楼是译电室及部分员工家属宿舍。编辑部的工作间约60平方米，放着三排1米多宽的长条桌，编辑们两面对坐，每人头顶上还有一盏可调节高低的搪瓷灯罩电灯。就是在这些灯光下，很多历史名篇由此发出，走向世界。
赵先生曾告诉大公报，同事间的融洽一直温暖着他。他进报社时，接待他的是副总经理曹谷冰，此后两人虽不在一个地方办公，曹谷冰还牵挂着这位少年丧父的年轻员工，隔些时候就会差人送个小条子去，上面就写简单一两句话：“鸿钧兄，天气要冷了，多注意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