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56年，王芸生（右二）与北京《大公报》同事合影。

　　王芸生是《大公报》的一面旗帜。他著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唤醒大众，认明国耻；他胸怀国家利益、站在人民立场，主持《大公报》笔政，文章动人心弦，激励国人斗志，与敌寇与苛政做不屈不挠的斗争，留下无数名篇；他在历史关头，审时度势，毅然率领《大公报》宣言新生，投入人民怀抱，成为时代大潮中爱国报人的典范。

　　90年前，1932年1月11日，《大公报》隆重推出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从此，每日一篇，连载长达两年半之久。文章的作者、《大公报》编辑王芸生就此声名鹊起。

　　研史著史 享誉国际

　　王芸生被公认为是“报界宗师”张季鸾的接班人。两人以堪称《大公报》120年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支如椽巨笔，模范地践行了“文章报国”。张季鸾是王芸生的伯乐，两人却是“不打不相识”。

一九四三年，王芸生在《大公报》编辑部工作。

　　王芸生是天津人，很早就立下投身报业的愿望。曾在天津为工会主编《民力报》，在上海与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博古（秦邦宪）合办多份报刊。1927年，担任天津《华北新闻》主笔的王芸生，围绕北伐期间外国领事馆遭围攻一事，与《大公报》展开论战。后《华北新闻》被封，王芸生又出任《商报》总编辑，旋因与管理层意见不合而辞职。

　　正在王芸生丢掉饭碗、生活拮据之际，《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亲自登门，邀请比自己小十三岁的王芸生到《大公报》工作。张季鸾的开阔胸襟，以及大公报“有容乃大”的报格，令王芸生至为感动，从此，他的人生就与《大公报》紧紧连在一起。

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专栏，每日登载一段，由王芸生执笔主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迅速确立“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决定由王芸生协助汪松年研究中日关系史，系统梳理了自1871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这60年间两国关系的变迁，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揭露日本侵华行径，唤醒国人御敌。后汪力有不逮，便由王芸生独自完成。

　　从当年10月开始，王芸生不辞劳苦，勤奋奔走于京津之间，在故宫博物院和各图书馆查阅史料，走访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晚上则伏案写作。他的文章，从浩如烟海的史籍和档案中抽丝剥茧，且文辞通俗易懂，极受读者欢迎。

　　专栏披露了许多清宫军机处、总理衙门、外务部的秘档，很多内容是借王芸生的文章首次为大众所知晓。如中俄东三省交涉的珍贵史料，驻俄公使杨儒据理力争、力争国权的内幕；甲午前后李鸿章与日方的交涉等。王芸生在首篇前言中写道：“使一般国民，咸知国耻断非突发，自反乃能自强，明耻教战……”

　　这一系列文章引发轰动。王芸生后来说自己“史运亨通”。1932年起，大公报将这些文章汇辑出版，陆续出版了七卷。次年，日本便翻译出版了日文版。1934年5月，王芸生因忙于撰写社评，实在无暇顾及，专栏遗憾搁置。实际写了1871年至1919年这48年。

　　整整40年后，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打破了中日高层交往的坚冰。在与毛泽东会面时，田中两次提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影响之巨，足见一斑。也因此事，长年受政治运动冲击的王芸生，得以恢复了工作和生活待遇。

　　笔刺日寇 誓不投降

　　著名报人俞颂华曾评价称：“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寇要求上海报纸自15日须接受检查。《大公报》义不受辱，罕见地在12月14日同时刊登了两篇社评《暂别上海读者》和《不投降论》，宣告停刊。

　　前者动情地激励国人：“保持住自己的灵魂，不怯懦，不折扣，十足勇敢的奋斗下去，这空前的国难必能克服，往远大处看，中日两大民族的竞争，好比一个无尽程的接力赛跑，我们这一辈人正握着竞走的火炬……等到我们这一辈人力尽了，再把这火炬交给我们的子孙……中华民族的火炬永不熄灭，中华子孙永不要歇脚！”

　　《不投降论》最后一句，则以平实的话语，传递着振奋人心的伟力：“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1941年8月，日本人持续轰炸重庆，一些国人士气低落。8月19日，《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让无聊的敌机来肆袭吧！我们还是在割稻子，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文章以乐观昂扬的强音收尾，回击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抗战军民的斗志。

一九四六年，王芸生全家合影于重庆。

　　1979年，身体每况愈下的王芸生，在病榻上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将从1920到1931年中日关系史用大事记形式补上，补足了40多年前的“欠账”。1980年3月，王芸生在病榻上见到了新版样书。5月30日，溘然长逝。

　　临终前，王芸生告诉子女，这部书“是我留给世人最后的绝唱”。他的毕生事业，始于此，也终于此。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由来

　　1932年1月11日《大公报》开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天一期，系统梳理自1871年至1931年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揭露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行径，唤醒国人应对强敌入侵，发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的号召，年轻的《大公报》编辑王芸生受命承担该专栏的写作。因连载专栏反响热烈，《大公报》将其集结成书出版。

　　建言国是 老报新生

　　1945年秋，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得以举行。8月28日，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大公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文章开门见山地欢呼：“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可以看出，此时的王芸生和《大公报》，对和平的前景充满了乐观情绪，对共产党也充满敬意。

　　9月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的酒会上，王芸生首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握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而后，毛泽东两次邀请王芸生到红岩新村倾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9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应邀赴大公报馆晚宴，欣然题词“为人民服务”。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连《大公报》的王芸生都写文章讲中国只有三个前途，政治协商、南北朝或十月革命，就是没有美蒋统一中国的前途。”

一九四六年春，上海《大公报》同人於漕河泾冠生园农场合影。图中前排右四为王芸生。

　　随着国民党撕毁协定，挑起内战，局势迅速恶化，王芸生的思想也在不断转变。1948年10月下旬，在上海《大公报》主持工作的王芸生接到有关人士转达毛泽东的邀请，要他尽快离沪赴港，将来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王芸生假称休假，先取道抵达台北。他对《大公报》台北办事处主任吕德润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公报》绝不陪葬，今后将跟共产党走，香港《大公报》将彻底改变言论方针。”他扮作吕德润随员，两人乘机于11月8日抵达香港，费彝民等港馆同事到机场迎接。

　　见证新中国诞生

　　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社评《和平无望》，抨击国民党腐朽统治，明确指出：“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违逆了人民大众的生存轨道，必无治;摧折人民大众的求生欲望，必乱……人民大众终会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们挥泪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在不远。”

　　中共香港党组织负责人连贯称赞王芸生：“你一篇社评的威力，能顶上解放军的一个军团。”

　　1949年2月28日，王芸生与其他民主人士一起，乘船离港，转战山东、河北、天津，于3月18日到达北平。在此之前，天津《大公报》已改组为《进步日报》。5月上旬，周恩来为王芸生等饯行，指派其随解放军南下。5月27日，身着戎装的王芸生抵达上海，直奔大公报馆。

　　6月17日，也就是新记《大公报》续刊23周年之际，发表社评《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告：“上海的解放，实际是国民党匪帮的反动政权彻头彻尾的灭亡，是全中国获得新生。在这重大的时刻，《大公报》也获得了新生。”9月，王芸生赴北平参加了人民政协，并出席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嫉恶如仇 济弱扶倾如义侠

图：抗战期间，《大公报》重庆版员工在战火中工作，坚持出版。

　　张季鸾病逝后，王芸生继任《大公报》总编辑。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的言论更加犀利有锋芒。王芸生认为，记者应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奖善惩恶逾法官，济弱扶倾如义侠。”他自己也正是这么做的。

　　1942年，河南大旱，饿殍遍野，甚至“人相食”。1943年2月，《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深入灾区采写的《豫灾实录》，揭露了河南的惨状。王芸生悲愤填膺，提笔写下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社评痛斥：“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蒋介石读后勃然大怒，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但为民请命的《大公报》，却因而销量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