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大公报》创刊120周年之际，方汉奇寄语百年大报在新时代，再放异彩。\大公报记者孙志摄
在《大公报》120载的历程中，赢得过无数尊重与荣耀。2002年，一篇《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的文章发表后迅速引发新闻史学界的热议。文章说：“在中国的报坛上，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家创刊逾百年的报纸。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爱护这个品牌，发展这个品牌，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中国新闻史学泰斗、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方汉奇。在《大公报》创刊120周年之际，96岁高龄的方汉奇教授在北京接受大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对《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传承发展、未来方向，阐发了最新见解。
《大公报》创刊至今的120年，是世界形势风云变幻的120年，更是中华民族求存复兴的120年。在两个甲子的发展历程中，《大公报》经历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个历史时期。几度浮沉，数易其主，却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方汉奇表示，作为现存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大公报》的历史都是“很正面的，正能量的，积极的形象”，爱国情怀矢志不渝，在香港发挥了舆论的中流砥柱作用。他并寄语两甲子的《大公报》：在新时代，《大公报》首要的是把香港的工作做好，放开手脚，办好报纸，完成好时代的重托与读者的期待。
按照方汉奇的观点，“《大公报》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书一样地记录了世纪的风雨，记录了民族的苦难，也积极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唤和期待着中华的振兴。”
百年大报 三大贡献
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谈及《大公报》的创办和发轫，方汉奇评价：“英敛之是那个时代有远见的，有爱国心态的知识分子，很有贡献，传播了新的信息、新的文化、新的思想，办了这么一张为公众为社会，为受众欢迎的这么一张报纸。这张报纸非常正派，一直是一张正能量的报纸，所以被接受而且作出她贡献。”
作为中国新闻界的重镇，《大公报》历来享有崇高的声望。在方汉奇看来，这得益于《大公报》对中国新闻事业的“三大贡献”：其一，精英知识分子办报，树立了高品位的榜样;其二，她为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三，她为同时代和后代的同业们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方汉奇曾一言以蔽之，“检阅大公报的言论主张，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爱国思想始终是贯彻于其中的一条主线。”
尽管这些观点如今已成公论，但在历史上，却出现过一些对《大公报》的非议与误解。比如，认为《大公报》是“政学系机关报”，指称《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这些言论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曾广泛流传、蒙蔽人眼。2002年，《大公报》创刊100周年，方汉奇发表重磅文章，摘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这些论争才彻底止息，《大公报》获得了应有的正名。
方汉奇的文章指出，“考虑到国民党当局对报刊言论的严厉限制和迫害，大公报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不屈从于权势，可尽言责，不单无可厚非，而且难能可贵。”至于所谓的“帮忙”之说，方先生也指出，“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大公报也大大的帮过共产党的忙。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采访，第一个派记者去边区。大公报对共产党的报道，始终总尊重事实，不歪曲，不捏造，采取了客观的态度，改变了公众心目中被国民党媒体歪曲了的共产党形象。”
有学生称方汉奇就像福尔摩斯判案，方汉奇则说“讲几句公道话是我们新闻史研究者应该做的”。他对大公报记者表示，“‘小骂大帮忙’彻底被否掉了，因为它不在理。那篇文章发了以后，大概就没有人再说了。”
方汉奇先生曾满怀感情地说，“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的一家创刊逾百年的报纸。它同时也是中国新闻界中唯一的含金量最高的世界级品牌。爱护这个品牌，发展这个品牌，使它永葆青春，不断开拓前进，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立言为公 揭露真相
“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大公报一直用自己的报道做着人心回归的工作。”方汉奇表示，她堂堂正正地代表人民发声，帮助香港同胞了解祖国内地的发展进程，也帮助内地同胞了解香港的最新动态。
方汉奇强调，香港的拨乱反正，《大公报》有重要贡献。“因为过去环境并不是很好，香港一些人有逆反心理，还有受殖民地的教育，亲英、亲美、反共。大公报坚持下来了，立言为公，揭露真相，起到主流砥柱的作用。”
“大公报现在是人民的喉舌，基本上把这个反动势力给压下去了，再起不来了，再闹腾不起来了。香港彻底地回归祖国了。这一次拨乱反正，那段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即便是在最困难的环境下，但是大公报还是一直坚持，一直在坚守。”方汉奇说，《大公报》在历史上站得住，在现实中做出贡献，还在第一线战斗，现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120年的报纸，没有再早的了。
分析《大公报》办报环境，方汉奇认为，香港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经过疫情以后，经济再恢复发展起来。香港是座海港，是个门户，整个珠三角在发展，大湾区现在连成一体了。“过去有很多思想上的障碍，有很多糊涂的思想，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发展还会更快更好。”
乘势而上 引领舆论
方汉奇先生特别提到，《大公报》有很多历史传统，在办报经验方面也有着绝对的优势，在中国新闻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和贡献，要继续发展这些传统，《大公报》的前景一定会越来越好。“应该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再放异彩。放开手脚，更好得去发挥。”
他还说，《大公报》在香港落户，就要入乡随俗，跟读者的关系更亲近一些。要把这部分受众吸引过来，报道一些他们关注的，他们习惯的。
展望《大公报》在未来的发展和作用，方汉奇认为，在新时代，《大公报》首要的是把香港的工作做好，占领住香港的舆论阵地，发挥好香港舆论领头羊的作用，响当当地去引导香港的舆论，把反中乱港势力的影响涤荡掉，完成好时代的重托与读者的期待。
以国家为己任 以天下为己任
图：抗战期间，《大公报》是抗战舆论的中流砥柱。这是1937年元旦《大公报》上的抗日画刊。
这些年，每逢创刊纪念日和重要历史节点，大公报记者都会专访方汉奇先生。请他讲《大公报》的故事，特别是讲《大公报》的传统。
文人论政 肝胆相照
《大公报》创刊100周年时，方汉奇曾谈到：“文人论政”是《大公报》最主要的言论特色，是中国新闻史上“文人论政”最杰出的典范。
方汉奇认为，“文人论政”自古有之。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文人有不同的政治理想，但他们基本上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都希望政治清明，国家富强。
方汉奇特别提到《大公报》的灵魂人物张季鸾，“张季鸾的‘报恩思想’曾令人颇有微词，但他的‘报恩’是以‘报国恩’为主，属于传统美德与振兴中华思想形成的合力，贯注于手中的笔。”
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方汉奇先生接受《大公报》专访时，系统回顾了《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他当时再次谈到了《大公报》拥有深厚的“文人论政”的传统。
坚守底线 民族担当
方汉奇指出，“实际上，《大公报》的‘文人论政’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一条主线，这是有传承的。‘文人论政’就是以国家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
他还强调，《大公报》的传统提供了很多参考和借鉴，应使其传承下去，在新时期有所弘扬，让舆论的作用发挥得更好更到位。媒体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还有很大的运作空间，“这就有如何去驾驭，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掌控的艺术”。
特稿丨老读者方先生：看了80余年《大公报》
图：在方汉奇的书柜上，摆放着他拜访萧乾时的合影。
说方先生是《大公报》的“老读者”，恐怕不会有人反驳，可能也不曾想过，一个资深读者竟然看了八十余年。
他告诉大公报记者，自己最早看到的是《大公报》香港版。“七七事变后，我从北京逃难到香港。《大公报》1938年香港版就创刊了。所以我最早看到的《大公报》是香港版的。”
方汉奇还曾说过，他是抗战时期《大公报》除汉口版以外的天津、上海、香港、重庆、桂林五个版的读者，可以大体上算得上是这一时期《大公报》历史的见证人。
很有意思的是，方汉奇在香港待的两年时间里，学会了粤语，并认识了在大公报编副刊的萧乾。“他跟我的姑姑是燕京大学的同学，是我姑姑带着我去看他的。我那个时候小学五年级。”在方汉奇的书柜上，还摆放着他拜访萧乾时的合影。
“他后来就到英国去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萧乾就在欧洲，给国内弥补了很多信息上的短板。”方汉奇说。
《大公报》的痕迹在方汉奇家俯仰皆是：“与金庸的合影是在杭州，他在那里办学”，一份镶在镜框中的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报》头版照片，据方汉奇说“这是我生日当天的《大公报》，研究生送的生日礼物。”
至今，“老读者”方先生仍然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阅读《大公报》。他一生信仰的学术准则是：“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在方先生精心绘制的新闻史地图上，就有《大公报》的定位和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