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26年“新记”《大公报》续办首期列明“本馆开设在天津日本租界旭街四面鐘对过”。

　　在天津这座充满烟火气与历史底蕴的城市里，《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起，便以一支笔、一份报，在时代浪潮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彻夜长谈 定“四不”办报方针

　　1905年，英敛之主政的《大公报》率先发声，连载多篇文章倡导剪辫易服，还发起剪辫征文活动，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剪辫运动”宣传。一位读者在投稿中激动写道：“辫子束我身，更束我心，剪去它，便是剪去旧枷锁！”文章一经刊登，引发天津民众热议。报社还专门设置“剪辫登记处”，不少开明人士纷纷来到《大公报》报社，在报人见证下剪去辫子，一时间，剪辫之风从这里吹向天津大街小巷，成为时代变革的先声。

　　1926年，“新记”《大公报》在和平路旧址重新启航。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三人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背后也有一段有趣故事。当时，三人在报社二楼的小会议室彻夜长谈，桌上堆满了各地报纸和时政资料。张季鸾言辞恳切：“我们办报，当如明镜，不偏不倚，为百姓发声！”胡政之则补充：“即便面对强权，也绝不能折腰！”激烈讨论直至破晓，最终敲定方针。此后，《大公报》凭借这一原则，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保持独立立场，赢得民众信赖。

　　抗战前夕，《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从天津出发，踏上了西北采访之路。出发前，在报社编辑部里，同事们为他整理行囊、准备纸笔。范长江握着主编的手坚定地说：“此去，定要将西北真相带回！”一路上，他风餐露宿，穿越荒山野岭，冒着被军阀阻挠的风险，深入一线采访。他撰写的《中国的西北角》系列报道，通过《大公报》天津版首发，以细腻笔触和深刻洞察，揭露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现状与民众疾苦，向世界第一次客观地报道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让无数读者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了解到祖国大西北，让民众认识到红军是抗日的重要力量，看到中国抗日救亡的希望，为唤起民众抗日救亡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公报记者张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