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接受《大公报》专访时表示，《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爱国情怀一以贯之，始终屹立于时代潮头。\大公报记者苏雨润摄；右图：方汉奇为《大公报》手书报名释义─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大公报记者孙志摄

　　在《大公报》报庆123周年前夕，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方汉奇接受《大公报》专访时指出，《大公报》是中国报界的老寿星，历经123年风雨，其贡献不可磨灭，其贡献与地位举足轻重。从清末维新到抗日战争，再至新中国成立，并在香港复刊，《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爱国情怀一以贯之，始终屹立于时代潮头。

　　百年报业风云激荡，抗战岁月铸就传奇。今年正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方汉奇在接受《大公报》专访时回溯了《大公报》在那段动荡岁月中波澜壮阔的历史，盛赞其在国难当头之际，勇担时代使命，成为抗战舆论的“中流砥柱”。抗战时期的办报实践堪称“报业史上的精神丰碑”。方老说，战时物资极度匮乏，报社不得不使用粗糙的“土纸”印刷，即便在如此窘迫的条件下，《大公报》仍以“一日不辍”的坚守传递抗战声音。\大公报记者孙志、苏雨润 北京报道

　　抗战这段历史不仅是《大公报》逾百年报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一页，更让其在蒙受巨大牺牲的淬炼中，确立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她的贡献不仅在中国本土，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都赢得了盛誉。

　　方汉奇告诉记者，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在1936年创办上海版，也完全出于抗战需要，因为“天津虽然有租界，但塘沽协定以后，中央军撤到保定以南，天津已经属于特区缉查政务委员会的范围了。”之后，《大公报》在抗战期间又创办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一张民营报纸办了六个版，这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绝无仅有。”

　　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大公报》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先后经历六次迁馆，报馆资财设备在战火中损失殆尽。报馆员工和万千流离失所的难民一同辗转奔波，但却始终坚守着新闻人的气节与底线，坚决不在敌人统治下出版任何一期报纸。

　　矢志不渝 传递抗战声音

　　方汉奇指出，《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把辉煌的新闻事业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同时为抗日战争做出巨大牺牲。正是在这个时期，《大公报》先后损失了天津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后就只剩下重庆版“一盏明灯”，顽强地坚守到抗战胜利。当“日本投降矣”5个八栏高的标题大字跃然报端，大公报人极力的宣泄着内心汹涌的情感，“这个标题可以说是非常醒目的一个句号”。

　　方汉奇表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大公报》在这十四年都是在为抗日战争的准备、进行直到取得全面的胜利，做舆论上的铺垫、鼓吹、激励和推动，一以贯之，矢志不渝。“《大公报》的巨大损失是为国家付出的，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的，承担苦难的《大公报》这一群体，非常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