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得知刘以鬯去世的消息，颇为感慨。年初的时候，《大公报》、《香港文学》等报刊都提前刊发了他的百岁诞辰专栏，我还写了一篇题为“世纪刘以鬯”的文章。没想到，12月百岁生日未到，他就撒手归去了。

搜寻了一阵，我在书橱上找出一本一九九六年十月的《香港笔荟》杂誌。上面刊载的是我的第一篇有关刘以鬯的长文，题为《刘以鬯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刘以鬯打动了我，让我后来走上香港文学研究之路。

媒体的反应很快，上午已经看到了几篇有关于刘以鬯的文章。可惜的是，人们对于香港了解不多，谈刘以鬯，不是借助王家卫，就是提金庸。有文章说，刘以鬯在内地不太有名，“但在香港，他是可以和金庸并举的人物。”我觉得有点讽刺，刘以鬯终身坚守纯文学，没想到终于还要借助于武侠小说家而为人所知，这是纯文学的悲哀吧？

说刘以鬯是香港作家，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他资格很老，早期其实是现代文学作家。很少有人知道，中学时代刘以鬯就在上海参加了无名文艺社和狂流文艺会，并在《人生画报》（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卷六期）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中学毕业后，“七七事变”爆发，刘以鬯入圣约翰大学，又在《文汇报》副刊“文笔”发表了多篇小说。大学毕业后，他就开始在多家报刊任编辑工作，并发表作品。他还于一九四五年创办了怀正出版社，出版戴望舒译波德莱尔《恶之花掇英》、施蛰存《待旦录》、李健吾《好事近》等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刘以鬯纯文学和现代主义的趣味。他与姚雪垠计划创办《小说杂誌》，因战争环境而中止，他带着一部分稿件如孙伏园《鲁迅先生的小说》、戴望舒译《英国小说中的旅行》等稿件来到香港。一九五一年，他在编辑香港《星岛週报》时，把这些文章发表了出来。刘以鬯后来一直有深厚的中国现代文学情结，喜欢评论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并专门发表过专著《端木蕻良论》。由此可见，刘以鬯一直在联接着内地和香港，传承发展着中国现代文学。

要在香港传承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谈何容易。香港的商业社会，文学得不到支持，只能在市场上自生自灭。《酒徒》（一九六二）全面反映了六十年代香港的文化沉沦状况，揭示了商业化的香港都市对于人的心灵的压抑与扭曲。表现在形式上，刘以鬯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小说模式，以一种非逻辑的表述形式，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酒徒》被称为中国当代第一部意识流小说。

刘以鬯对传统小说结构的变革主要有两种类型：意识流与反小说。《酒徒》之后，刘以鬯主要将意识流运用于“故事新编”上。鲁迅以来，故事新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历有传统，但刘以鬯的《寺内》等小说的隐性心理流动却另出机杼。“反小说”指对于传统小说结构的拆毁，《对倒》吸收福克纳《野棕榈》中的音乐“对位法”，分别用不同章节写两个人的故事，效果十分独特，无怪乎后来引起王家卫的兴趣。

刘以鬯不但有小说实验，也有批评实践。刘以鬯批评的问题意识很明显，他既有中国现代文学背景，又有最新的西方文学视野。他对于现代小说，有很独特的看法。在《酒徒》中，他说：“照我看来，在短篇小说这一领域内，最有成就，最具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首推沈从文。”“谈到Style，不能不想起张爱玲、端木蕻良与芦焚（即师陀）。张爱玲出现在中国文坛，犹如黑暗中出现的光。”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新时期对于沈从文、张爱玲等中国现代作家的重新评价，一直到新时期才开始，刘以鬯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有这种看法，委实超前。

世纪末的时候，刘以鬯的《酒徒》分别入选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和“二十世纪香港小说百强”几个不同华语地区的百优文学作品，这说明了他的文学成就在华文文坛上受到普遍尊重。二○○七年，香港特区政府给刘以鬯颁发了荣誉勋章，表彰他对中文写作的杰出成就和对香港文学的贡献，这是对于他的一生的最好总结。 （副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