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放眼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史美伦直言：“无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无香港今日的金融市场”/大公报记者林少权摄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团时，肯定了港澳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市场经济中的示范作用，他特别点名港交所主席史美伦“帮助创建证券市场有关监管制度”，赞她为内地市场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史美伦近日接受《大公报》专访时表示，正是这一段特殊而难忘的经历，让她感受到改革开放的艰巨，但同时也看到了国家领导人勇于改革的坚定决心，而香港也受益其中，“无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无香港今日的金融市场。”

史美伦是改革开放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2001年，在香港证监会任职十年的史美伦获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赏识，出任中国证监会(中证监)副主席，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以港澳台地区专业人士身份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中央政府副部级官员的“第一人”。

从香港证监会到中国证监会，虽然只是两字之差，但视野却有了从一隅之地到全国范围的飞跃。“我当时就说过，监管香港市场，由中环到新界就看完了，但内地的情况远远复杂于香港，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挑战，而且股民相对未成熟。”史美伦说。

情理兼施 稳固退市机制

千禧年代，中国的证监市场尚处于新生阶段，市场大而复杂，环境较为混乱，与香港不可同日而语。“干实事”的史美伦不断在摸索中改革，在改革中探索，大刀阔斧地在内地推动独立董事制度、保荐人制度以及建立退市机制等证券市场变革。然而，改革鲜有一帆风顺，在建立退市机制之后，史美伦便曾碰到即将退市的公司出现股价不跌反升的异象。

“当时内地的(上市)企业几乎都是国企，没有民企，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都会予以支持，不希望企业倒台。”史美伦说，内地股民正是了解这一点，认准了政府必救，所以当中证监认为一间公司需要退市之时，反而会有更多股民入股，公司股价就会不跌反升。“这令我们的工作更难做，因为实际上该公司的情况并没有变好，反而质素更差。但如果强行要求退市，又必会引起股民鼓噪。这也正显示出内地市场的不成熟。”为此，史美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屡屡向当地政府陈明利弊，让对方重新审视是否要继续支持走向末路的企业，才逐步令退市机制稳固下来。她亦笑言，香港股民经过无数次洗礼，遇到退市的情况只会自认倒霉，“不会去嘈香港证监会或交易所，全世界亦如此。内地习惯了计划经济，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坚信乘风破浪更上层楼

在史美伦的带领下，按照国际惯例推行的监管和改革令中国证监市场逐步走出颓势，为未来长久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回顾这一段特殊的工作经历，史美伦有感而发地说，“这不仅让我对国情更了解，同时也令我知道改革开放的艰巨，看到领导人的决心，知道很多事并不容易，但勇于改革。”

放眼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史美伦直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能够与纽约、伦敦鼎足而立，可以说完全是受惠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国家40年来经济骄人发展的成果，无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无香港今日的金融市场”。她对祖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认为内地对官员的培训很全面，内地官员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具前瞻性和宏观性。她坚信，“尽管未来会不可避免地面对风浪和挑战，但我们肯定可以乘风破浪，更上层楼。”

港沪齐驱 倡两大金融中心强强联手

图：2010年6月9日，汇丰银行亚太区副主席史美伦(左四)在上海参加汇丰银行中国新总部大楼启用典礼

上海近年发展飞速，尤其在金融方面，隐隐有与香港并驾齐驱之势。但在史美伦看来，上海的崛起并不代表香港会被边缘化，“国家那么大的金融体系，完全能够容纳超过一个的金融中心”。

“上海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应该的。”但史美伦也相信，无论上海发展得再快，距离香港今时今日的地位仍有一段距离，香港所要做的是巩固提升自身的金融中心地位，“这个地位不能丢!”她认为，以中国如此庞大的金融体系而言，完全能够容纳两个金融中心，故香港与上海的关系并非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尤其在中美贸易战前景尚不明朗之时，通过强强联手来应对外来挑战显得尤为重要。

史美伦表示，“在今日这个大环境里面，对国家而言，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力量足以与伦敦、纽约相提并论。”她坦言，无论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现波动，都可能对香港的金融市场形成打击，“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要提升自己抵抗外力的能力。”

美丽“意外” 赴京履职接受挑战与荣誉

人生处处充满着意外，说到史美伦进入中证监，也是一个美丽的“意外”。1999年6月，在香港证监会工作了八年之久的史美伦感到有些疲累，于是在距离合约到期半年前便向特区政府表明，不会再续约，希望休息半年再寻其他的工作。

然而，不续约的消息公布不到一个月，史美伦在北京的朋友便来电，转达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邀请她进入中证监的消息。“当时梁定邦已经到北京(中证监)做顾问，我还以为是同样的形式，就很爽快地答应了。”谈起这段轶事，史美伦忍不住笑着说，后来还是朋友一再强调，是去担任中证监的副主席，还要搬到北京去，她这才反应过来。尽管史美伦有过休整再出发的念头，但能够进入中证监，“既是挑战，也是荣誉，因为能够亲身参与内地资本市场的建立”，所以她和先生商量过后，便果断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要是换作别人，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总会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但史美伦进入中证监却是驾轻就熟。因为自1993年国企来港上市之后，史美伦所在的香港证监会便一直与中证监有所往来，尤其是当时双方定期交流，中证监不时派人来学习香港的经验，所以不仅与时任中证监主席的周小川相熟，也与当时来港交流的人员十分熟悉，“当时的一批主任、副主任几乎都来过，我未上去之时，也都不知道自己有一日会上去和他们做同事”。

引入独立董事及保荐人制度

图：今年六月十三日，港交所举行上市十八周年志庆酒会，左八为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伦

史美伦任职中证监期间，全力推动企业管治。当时内地许多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上市公司出现很多问题，如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管理层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而肆意损害公司利益等。史美伦便逐步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但一切从零开始，甚至她身边的同事都质疑，“我们哪来那么多人才做独董?”在记者面前，史美伦展露出当时力排众议的坚定：“我当时和现在的看法一样，多少才叫够呢?虽然开始独立董事发挥不了他们的功能，但必须先开始做。”

她坐言起行，迅速邀请香港会计师公会安排在内地开班训练人才，为独立董事制度培养了大批人才。

史美伦其间又引入保荐人考试制度。她说，当时内地的证券商都“惊执输”，递交大批新股申请，排队上市的公司高峰时甚至达到800多间，“每个礼拜出一两间，都要出好几年，这肯定是不行的”。于是，史美伦要求每家证券商至少有一名代表通过保荐人考试，才可以从事上市申请的业务。她坦言，当时将通过考试的门槛设得很高，虽然会令考过者奇货可居，但此举成效十分显着，证券商自行筛选，主动将排队上市的劣质公司撤走，“这样一来提高了保荐人的水平，二来也让那条‘龙’大为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