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医疗系统不胜负荷，有人以偏概全地将问题的责任推卸给新来港人士，极不公平

　　在流感高峰期，港人与医护人员经过这段与病菌搏鬥时间后，带出香港医疗系统的可改善空间。早前社会大众舆论甚为热烈，针对公营医疗服务不足之处，以至海外医护人员在香港执业前是否需要接受再培训和实习，以及专业认证等各样政策的可行性，即使有部分论点是旧调重弹，但香港人口日增以及服务需求上升下，任何有机会改善现况的方法都可以重新审视。唯有意见认为本港人口增加与社会福利服务需求增长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新移民”，为香港带来了医疗、教育、社会综合保障、房屋和生活必需品供求的压力。综合近日的讨论，笔者希望向现届政府重提推动成立“人口政策局”，通过科学与数据来说明新来港人士对香港社会带来的变化，从而让香港的人口变化与社会发展需求结合，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

　　社会大众和媒体对於新来港人士不乏一些负面表述，甚至一些涉及歧视的政策建议。在数年前，新来港人士、双非、水货客，这些凡是以普通话为主要沟通语言的人士，都备受媒体和社会大众以捆绑式的描述，指是香港各种问题的源头。例如，当年不少水货客引起的边境地区物价上涨，双非孕妇加重了香港医疗系统的妇产科压力，双非和跨境学童令到邻近边境地区的学额短缺，遊客让景点和旅遊区水泄不通，港漂学生佔据本地生的学校资源，以及大妈在公园跳广场舞等等，使部分香港人以偏概全地对新来港人士有一种负面印象。

　　老香港有不少新来港人士带着劳动力、带着生存的鬥心来到香港，成为早年香港的建设者。有“水饺皇后”称号的“臧姑娘”臧健和逝世，她的奋鬥史让香港人认识到并非所有新来港人士都是来香港佔用福利者，而是可依靠自身的劳力、坚毅不屈的精神白手兴家，回馈香港社会。

　　笔者於社福机构工作，可以经常接触到不少基层新来港人士，由於文化差异关係，对於香港的社会福利服务其实不太了解；再者，在二○一六年内地来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的数目为165,956人。二○一六年内地来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中，约四成是25至44岁的女性，大部分为来港与丈夫团聚的单程证持有人。此外，在内地来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中，约16%为15岁以下的儿童。15岁以下的内地来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由二○○六年的63,335人大幅下跌至二○一六年的26,368人，这年龄组别的跌幅佔同期的整体跌幅超过七成。

　　大多新来港人士对港有贡献

　　此外，愈来愈多内地来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投身劳动市场。在劳动人口中，由内地来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数目，由二○○六年的70,255人增至二○一六年75,588人，而其劳动人口参与率亦在同期间由45.7%上升至54.2%。从数据上来分析，新来港人士实在对香港社会有所贡献，加上新来港人士的年龄大部分低於45岁，现实上对於医疗服务的需求并不是坊间所述的一样，而只是加重了对妇产科的一类的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从上届政府已提出需要释放妇女劳动力，在直推销、金融保险、零售百货界别中，新来港人士已成为企业营业额增长的重要元素。

　　今天社会大众在讨论的社会问题其实不能一朝一夕解决，例如缺地建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以至青年发展受障碍以及库房收入减少，基建迟迟未能完工等，若以社会问题极化并将责任转移到新来港人士，实在是不公平。然而，政府是有责任对待合情合理合法到港、居港的新来港人士。笔者曾就人口政策提出意见，认为政府需要成立“人口政策局”来协调，审时度势和做好评估人口流动，并为移居人口和移民提供融入香港的服务，从而减少福利资源的投入，以发展和预防的方式去解决困境，才能善用资源，发挥香港优势。

　　财政预算案是政府政策能否落实到位的重要因素，笔者期望政府能在现有的政策中，调拨适当的资源，支援移居到港人口定居的相应服务，并在加强相应的政策下为服务进行专款专项，应社会和市民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