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律师公会一直自诩为“法治的守护者”，过去每当有一些争议性问题时，往往会借“维护法治”之名，发表政治立场宣示书。此次《逃犯条例》修订，该会两度发声明，更有十二名前主席“联署”的集体行动，看上去，似乎该会“真的关注”香港法治。然而，当香港法治真正受到威胁时，市民却看到，这个大律师公会成了一个哑巴。

　　如果不是黄台仰自己跳出来，大概市民也不一定能看穿大律师公会的真正面目。他於上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声称德国当局已於去年五月“接受其难民申请”。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结果，意味着黄台仰等逃犯可以永远不用面对香港的法律追责，更意味着，香港法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践踏。

　　根据德国所承认的联合国《1951年关於难民地位公约》定义，难民是指：“有正当理由畏惧由於其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见解或於某一特殊团体遭到迫害，因而逃离了他或她的本国，并由於此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回国的人。”

　　在黄台仰一案，试问他是因“政治见解”而逃亡的吗？他有曾“遭到政治迫害”吗？该案本质上是黄台仰煽惑暴乱、严重侵害他人安全，与他所持的政治观点没有任何关係。更何况，他本在接受完全公平公正的法庭审讯，他的个人权利没有受到任何侵害。这麼一个人，如果按“国际标準”而言，根本不属於任何意义上的“难民”。

　　但德国当局无视基本事实，承认其“难民”身份，这等同在宣示：德国认为上述控罪乃政治检控，并且不相信本地法庭能为二人带来公平审讯。如此决定，用香港一些法律界人士的话：“对本地负责检控的司法部门及法庭来说，可谓伤害极大。”

　　独立司法制度乃香港成功的重要基石，回归将近二十二年，香港从未遭受如此严重的法治衝击。在如此重要的环节，平日开口闭口“维护法治”、动不动就指责他人“破坏法治”的香港大律师公会，去了哪裏？十二位前大律师公会主席又藏哪裏去了？他们不仅没有对德国的任何质疑、指责或反驳，反而极力替德国辩解。昨日该会现任主席戴启思回应查询时还称：没有证据显示德国是基於政治理由，“这样对德国不公平”。

　　真是何其可笑！大律师公会要对德国公平，德国对香港公平吗、对香港法治与法律工作者公平吗？何以“维护法治”的原则，在最紧要关头，却成了一句可有可无的政治口号？

　　当然，大律师公会这种对内、对外截然不同的法治“双重标準”，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们存在的价值所在。过去二十二年来，但凡人大常委会释法，它必然反对；但凡涉及国家安全的议题，它必然质疑；但凡要尊重宪制秩序的原则要求，它也必然拒绝。其言其行、所作所为，不但没有尽到维护法治声誉的责任，更何异於“落井下石”。

　　与其说这是一个“大律师公会”，不如说这是一个“大技师公会”，玩弄法治，没有人比他们更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