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上演的反修例遊行，反对派声称人数超过一百万。但不论是警方的数字还是独立学者的统计，都在显示遊行数字遭到严重夸大，真实数字仅及其号称的五分之一。一夜之间疯狂“发水”八十万，这究竟要怎样的“胆量”才能做得出?面对基本的客观事实，却还能堂而皇之地造假，这又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下得了手?

事实上，疯狂夸大遊行人数，还只是这次修例反对派大量谎言的冰山一角。从一开始对条例的歪曲与抹黑，到近期的赤裸裸的捏造与造谣。民阵、公民党、民主党等反对派各类组织，以五花八门的“懒人包”等文宣的手段，对《逃犯条例》的修订进行全方位攻击。要麼是攻击内地司法环境散播政治谣言，要麼是歪曲移交理由製造政治恐慌。各类荒诞的反修例理由，在政治化妆术的包装之下，不断误导着社会公众，一时间谣言满天飞，严重影响香港社会对《逃犯条例》修订的理性讨论空间。

然而，如果连最基本的遊行人数都能如此疯狂造假，如果连白纸黑字的修订条文都能如此“生安白造”，反对派还有什麼道德可言?事实一再说明，反对派的诚信已经彻底破产。市民要保持清醒，辨清真伪，切勿人云亦云，应共同努力支持修例如期通过。

遊行报大数编造民意假象

6月9日的遊行，民阵对外宣称有103万人参加。但数字一经公布便遭到公众的强烈质疑。103万是什麼概念?根据雷鼎鸣教授的科学计算，这意味着从遊行出发点到终点的一段距离，每平方米要容纳多达22人，这符合常识吗?更讽刺之处在於，民阵可以“精确”地算出百万之后的3万，却不愿公开统计的数据和方式，这正常吗?面对公众的强烈质疑，自始至终，民阵没有任何人对此作出过回应。市民无法不质疑的是，如果能将百万之众的数据“精确”到3万，想必会有一套极其科学的演算法，但却不敢向公众交代，到底是害怕“统计秘方”被泄露，还是忧虑谎言被揭穿?

事实上，夸大遊行人数，已经是反对派的惯用手段。2004年民阵声称53万人遊行，警方的数据为20万;2013年民阵数字高达43万，但警方的数字仅6.6万，民阵的数字是警方数字的6.5倍。上月底的反修例遊行，民阵号称有13万，但警方只算出22800人，两者也相差5倍之多!13万、43万、53万，和这次的103万，每一次遊行都能惊人地出现“3”这个数字，民阵总能在数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遊行人数中，精确地找到“3”。这到底是“科学的巧合”，还是“人手的整合”?

其实，只要是一个普通、有正常辨别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到当中荒谬之处。明明可以按科学方法去计算，却偏偏要用政治需求来决定人数多寡;明明可以理性回应质疑，却偏偏要用夸张失实的数据去愚弄大众。正如反对派“御用民调师”锺庭耀当年所坦言：“从主办机构，甚至是普罗市民的角度，充满水分的遊行集会人数，可能已经见怪不怪，变成常理。如果突然变得科学，某次公布的人数突然减少，可能破坏了多年来以习非成是建立起来的感觉。”显而易见的是，反对派已经习惯了造假、习惯了夸大，已经彻底丧失了对客观事实的最基本的尊重。

抹黑内地法治散播政治谣言

一方面是对遊行人数的疯狂造假，另一方面则是无孔不入地散播谣言。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尤其是近两星期以来，反对派通过各种手段，捏造了大量毫无根据的荒诞反修例理由，尤其是针对内地司法环境，进行了极端的抹黑。见诸於反对派媒体及社交平台上，一些根本无关《逃犯条例》的内容，也都直接与内地司法制度拉扯上关係。什麼人权没有任何保障、打工仔追讨欠薪会变“寻衅滋事”、基督徒聚会印刷单张会变“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关注污染会触犯“反间谍罪”、社工关注工人福利会被控“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记者报道上访案件会涉及“敲诈勒索”、律师处理维权案件会被吊销职照等等。

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对修例内容稍有了解，便能发现上述问题根本不可能存在。一是只有在内地干犯刑事罪行，在香港也属刑事犯罪，即符合“双重犯罪”原则才会涉及移交。二是移交仅限三十七项严重罪行，上述行为根本与修例没有直接关係。三是移交罪行完全不涉及新闻、言论、出版等方面的行为。更何况上月底政府已经作出了三项重大调整，一是将移交门槛由三年提升至七年或以上;二是在启动移交时为疑犯加入更多保障，在协定中加入无罪假定、上诉权、不强迫认罪等符合人权的条件;三是只会处理当地最高检察机关提出的引渡要求，如内地只会接受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移交要求。这些安排都对可能移交的当事人予以最全面的人权保障，即便是移交到内地，也绝不可能出现反对派所渲染的黑暗情况。

当然，反对派抹黑内地司法，意图十分明显。但事实是，内地自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日前就表示，内地司法水準不低於国际标準，亦不低於一些与香港已签订长期移交逃犯协议的国家，他所接触的不少内地检察官和法官，都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前刑事检控专员江乐士亦指出，内地司法制度近年有很大进步，香港社会不应过分忧虑。而香港每年有数千万人次回到内地，又何曾听到“随时被内地抓捕”的情况出现?港人完全不必对此有任何担忧。

歪曲移交理由製造政治恐慌

而除了对内地法治环境的极力抹黑，反对派同时还千方百计放大政治问题，歪曲称政治理由将会成为日后移交内地逃犯的主要内容。什麼“香港新闻自由死亡”、“每个人都可能变成政治犯”、“中央一声命令，林郑必须移交”、“香港会变成中共引渡港”等等。大律师公会更是编造了一个“懒人包”24条问答，全面歪曲修例初衷。反对派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意图以製造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去达到煽动社会恐慌气氛、鼓动更多市民上街遊行的目的。

但是，《逃犯条例》修订，绝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第一，一切政治罪名都不可能被移交;第二，即便表面不是政治原因但实质是因政治理由而被要求移交，特区政府也不因当事人的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意见而作出检控或惩罚，也绝不会作出移交决定。虽然《逃犯条例》第24条列明，中央可藉着因国防和外交利益受重大影响为由，向特首发出移交逃犯与否的指令。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明确表示，移交疑犯涉及很谨慎的程序，她强调：“并不存在话，我可以绕过法律，只係听一个中央的命令，以国防外交的理由将一个不能移交的人移交。”

熟悉“一国两制”运作情况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前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进一步指出，香港与内地虽然从体量上并不对等，但两者是“一国”内两个既密切相关但是又相对独立性的司法领域，两者“在刑事司法领域裏面都是在依法办事，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大家都只服从法律。事实说明，即便涉及移交个案，一切都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不会存在要强制接受的问题。更何况，中央也绝不会做出损害或削弱“一国两制”和香港繁荣稳定的事，所谓的新闻自由受损、人权保障不足，都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

反对派反《逃犯条例》修订，已几乎到了疯狂程度。从严重夸大遊行人数，到抹黑内地司法散播政治谣言、歪曲移交理由製造政治恐慌。所有这些，都在说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反对派已经诚信破产。一个不尊重事实、肆意造假、漠视真实民意的反对派，对香港是福还是祸，已经不言而喻。面对谣言满天飞的当前环境，香港市民更不能为反对派所蛊惑，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辨别事实与真相，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支持修例如期通过。这不只是全体立法会议员的责任所在，也是全体守护香港这个安全家园的市民的共同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