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警务处事先对“光复元朗”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这意味着一旦示威游行，即属非法集结。但乱港分子并不甘心，前天下午，壹传媒老板黎智英在一伙反对派政客随扈之下，进入元朗“饮糖水”，为暴徒集结发出了进攻指令。此后，大批穿黑衣、戴头盔和口罩的暴徒到元朗“一日游”，当地居民饱受惊吓，商家关门拉闸。到了晚间警方清场时，暴徒以雨伞、铁枝、铁栅栏、不明化学物品为武器，向警方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元朗街头，遂成“战场”……
暴徒最终被警方成功驱散，但前天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满街尽是黑衣人，暴徒撕下了“和理非”的遮羞布，直接与警察对抗，明目张胆地违法。
七个星期以来，香港警队保持了最大克制，承受了巨大压力，付出了艰巨代价。如果说，以往，人们还被乱港分子高举的“民主，自由，人权”旗帜所迷惑，那么，前天元朗街头飞舞的美国国旗，以及暴徒直接“入戏”的做法，已将其真实意图彻底暴露，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颜色革命”，幕后黑手就是美国。警权不彰，暴乱不止，法治羸弱。面对当下乱局，撑警权就是撑法治、保安宁、护家园。
警察效忠法律而非政治
政治不能凌驾于法律，警察须效忠法律，而非效忠政治。无论示威者表达什么诉求，警察须严守中立，毋须认同与不认同，其职责是依法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安全。这是对警权的基本定位。那么，警察是否做到了合法使用警权？主要看三点：一是执法对象，二是执法程序，三是使用武力强度。不妨据此分析香港警队七个星期以来的执法情况。
首先看执法对象。6月9日至今的数次暴力冲突中，警察驱散的都是“非法集结者”，拘捕的都是“暴力违法者”，并非“和平示威者”。所谓“非法集结者”，或突破游行路线和区域，或在游行宣布结束后仍不肯离开，妨碍公共秩序。“暴力违法者”则是以暴力手段伤害他人，或破坏公共设施的人。由此观之，警察历次的执法对象完全没错。
其次看执法程序。警察每次清场时先喊话，警告有关人士离开现场。在暴力冲突升级、局面难以控制时，警方判断需要发射催泪弹、布袋弹，都先展示“速离！否则开枪”的旗帜发出警告。这些程序都无懈可击。
最后看使用武力强度。并非所有的暴力冲突中，警方都发射催泪弹；许多情况下，警察保持了忍让克制，否则，不会出现警员“断指”的惨剧。特别是“七一”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中，由于室内极易造成踩踏事故，警队选择了撤退，双方没有发生正面冲突，避免了死人伤人的发生。可见警方执法非常专业。
“滥用警权”站不住脚
反对派一再指责警察“暴力执法”、“使用过分武力”、“不成比例的武力”。这些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暴力执法”是无稽之谈。面对局势失控的情景，警察的第一职责是恢复秩序，无论暴徒的理由如何冠冕堂皇，警察并无判别其“政治正确”的职责和义务，警察的职责是判别是否涉嫌违法，并做出警告，在不听从劝告的情况下，警察有权以武力方式阻止违法行为。“武力”不等于“暴力”，执法过程中更不能排除武力，否则，不能履行恢复秩序的职责。
“使用过分武力”的说法耸人听闻。众所周知，警方都是在常规手段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才发射催泪弹、布袋弹，特别是暴徒以砖头、铁枝、自制武器袭警，在这些情形下，现场无辜市民、记者及警察都有生命危险。也就是说，武力升级是暴力升级所迫，不得不采用的措施。
“不成比例的武力”之说有两处逻辑陷阱。其一，暗示示威者有权使用武力；其二，警察的武力必须与示威者武力对等。暴徒一再把自己炒作为“和理非”的“和平示威者”，怎么可以使用武力呢？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不是打擂台赛，谁规定必须“武力对等”？难道要警察也手持砖块、铁枝与暴徒对决吗？荒唐可笑！
警权受限，法治羸弱
当下的香港，美化暴力、英雄化暴徒的各种奇谈怪论，正在摧毁香港的法治核心价值。依法制暴的警察，要么被污蔑为“黑警”，警权处处受限；要么主张成立什么“调查委员会”查警，警员士气不断受挫，暴力持续蔓延升级，已致法治羸弱，令香港陷入极其危险境地。典型事例有二：
其一，民众发起自卫还击，“以暴制暴”。日前出现在元朗西站的“白衣人”殴打“黑衣人”事件，说明市民对暴徒恨之入骨，对警察维护治安正在丧失信心，不得不“自己动手”。
其二，乱港分子公然违法。在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情况下，乱港分子还公然在元朗违法集会，警方多次警告仍拒绝合作，警方清场时公然袭警。这一次连“和平示威者”的面具也不要了，直接与警方对抗，性质严重。
无论是“白衣人”殴打“黑衣人”，还是乱港分子非法集结，都是对法治的亵渎，本质上是与法治对抗。而眼下的香港，警队已是维护法治的最前沿、最重要、最后一道的防线，一旦这条防线坍塌，香港将陷于无政府状态，人人都可以貌似合理的理由上街打砸抢，那是非常可怕的后果！
是坚决支持警队依法恢复社会秩序，还是毫无底线原则不断妥协退让？740万香港市民已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本文作者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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