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引起众多市民忧虑的“警察拉人、法官放人”现象，在近期的严重暴力案件中继续出现，不少涉嫌暴动罪的被告在法庭应讯后随即获准保释。有法律学者指出，暴动属严重罪案，对社会有重大危害，尤其最近香港频现暴动，被告可能在保释期间继续犯罪，法庭批准保释更会释放“纵容”、“美化”暴徒的负面信息；而现行条例给予法庭足够指引去处理保释申请，包括一系列考虑因素，但法官是否“松手”就值得商榷。亦有律师认为，律政司早前曾对暴动罪疑犯申请保释表示不反对，这种态度在当前社会形势下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大公报记者 庄恭诚

近年不断升级的违法激进示威，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和法治精神，市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警队执法备受压力，惟疑犯被拘捕及检控后，经常随即以颇低的“代价”获法庭批准保释、重获自由。这种现象被认为是近期极端暴力分子横行霸道、祸港不断的原因之一。

“放出”社会或继续犯罪

早前（7月31日）44名被控暴动罪的被告，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后，全获裁判官准以仅1000元保释；而2016年旺角暴乱案中，涉嫌暴动罪的黄台仰正是在获准保释后，弃保潜逃至德国匿藏。另外，策动违法“占中”而被判监16个月的戴耀廷，亦在仅服刑四个月后，于近日获准保释等候上诉。

曾任城大法律学院教授的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顾敏康日前撰文指出，香港的保释机制有“原则保释、拒绝例外”之称，而暴动罪属严重的反社会暴力罪行，对社会有重大危害，尤其近两个月香港频现暴动，被告可能在保释期间继续犯罪，给予被告保释更会释放负面信息，即“纵容”暴徒、令其如“英雄般”重回社会，对社会安定不利，因此对暴动罪疑犯应考虑适用“拒绝例外”，即不批准保释为妥。他亦提到，美国法律对严重暴力罪犯的保释申请十分慎重，属羁押选项下位列第一的罪行。

按《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9条，法庭在处理被告的保释申请时，会考虑的因素包括：案情严重性、证据充分性、被告潜逃可能性、被告继续犯案可能性等。

曾任高级警务督察的法学博士傅建慈表示，对于非法集结、袭警等严重罪案，许多被告获法庭准以千元保释，市民感到失望和担忧可以理解，因为这类罪行对社会安宁和法治造成极大威胁。他认为，现行条例给予法庭足够指引去处理保释申请，但法官是否“松手”，值得商榷。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大律师丁煌亦认为，因应严峻的社会危机，法庭有责任实事求是、审时度势，认真考虑向极端暴力分子发放具阻吓力的正确信息，以免违法风气蔓延，否则法治精神在香港恐怕会荡然无存，社会安定更无从谈起。

大状：律政司有权提反对

在法庭上，作为辩方的被告代表律师若为其当事人申请保释，除了法官负责决定是否批准，作为控方的律政司亦有权提出反对。

律师叶俊远留意到，在近期一些涉及暴动等严重罪行的案件中，律政司不时表示不反对被告保释，惟这类被告不少都被拍摄到在现场犯案或当场被捕，证据其实并不薄弱。他举例说，律政司和法庭曾提出对这些被告施加额外保释条件，例如宵禁令、不准进入特定区域等，而在当前社会形势下，既然对被告有诸多疑虑，就应以社会整体利益为重，尽最大努力避免被告获保释后继续参与暴力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