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冯华健表示，中国是单一制法律体系国家，香港的高度自治权由中央授予\大公报记者摄

“在基本法的构思当中，香港的高度自治源于‘一国两制’。”原基本法谘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资深大律师冯华健接受《大公报》专访时表示，中国是单一制法律体系国家，香港的高度自治权由中央授予。他批评叫嚣“港独”的激进分子不了解香港的定位和优势，强调香港不存在任何“独立”的空间。\大公报记者 文轩

1985年12月，为收集香港各界对基本法的意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谘询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获委任的180名成员来自香港各个界别，包括商界、劳工、政界、专业界、宗教、公务员、小贩、教师、学生等，冯华健则是专业界的代表之一。

设立谘委会吸纳不同意见

“设立谘委会的目的，就是吸纳不同的意见，让整个起草过程民主化，同时也吸纳外国经验和知识。”冯华健以高度自治要采取何种模式为例，他说当时考虑了三种不同背景的模式和经验来借镜，包括格陵兰岛、加沙地带，以及奥兰群岛实施的高度自治，当中又以后者的情况与香港最为接近。

奥兰群岛处于瑞典和芬兰之间，芬兰曾是瑞典的殖民地，独立之后，该群岛便归芬兰，但岛上居民是瑞典人。冯华健说，岛上拥有自己的教育和法律体制，居民的语言、习惯与芬兰有不同，但日常运作却十分顺利，居民亦互相尊重，无太大的摩擦，“这对当时的我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因为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与香港）也非常贴近，给我很大的鼓励。”

冯华健表示，上述例子对香港的借镜意义在于，高度自治必须要为中央政府所接纳，实施高度自治的地区也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并尊重“一国”概念，“在此基础上，体现当地市民对不同历史和文化的感受，是中央设立高度自治的出发点。”

对于近年有激进分子不断叫嚣“港独”，冯华健强调，如果在联邦制或邦联制体系下，是容许辖下地区选择独立的，例如美国的得州和加州都曾讨论过独立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宪法容许这样选择。”但他表明，中国是单一制法律体系国家，即一个法律体系由中央授权给地方实施，所以在基本法的构思当中，香港的高度自治源于“一国两制”，没有任何“独立”的空间。

香港没有任何“独立”的空间

冯华健说，由于当时没有白纸黑字写出这些构思，所以香港有些年轻人产生了2047年以后能选择“独立”的误解，“事实上，‘香港独立’不仅在法律方面不可能，在实际上、经济上、政治上，香港都没有选择‘独立’的空间存在。”

冯华健指出，年轻人未必熟悉基本法起草的这段历史，也未必清楚香港目前的定位和生存优势在哪里，香港的优势不是自己成立一个主权国，而是在于经济、金融，以及专业服务。

“我们当时认为，如果‘一国两制’成功的话，这个制度就有持续性，如果能帮助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有助中华民族的复兴，那为什么不继续呢？所以直到今天，我都接受这个说法，也对这个制度有持续性感到乐观。”他坚定地说。

接轨国际 第三章借镜联合国两公约

在原基本法谘委会委员冯华健看来，基本法能够吸纳某些国际性条约，有利于香港法治与国际的接轨。他亦强调，法治不进则退，维系法治需要每一代人的努力。

冯华健表示，当时他对整个基本法最关注的就是第三章，即“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花了几年时间深入研究，认为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可供借镜，“最终可以说是比较自豪，第三章吸纳了这两条公约的条款，我们基本上是照抄字眼内容，放入第三章，由本地实施，由本地法院解释，并成为今时今日特区法律的重要内容。

冯华健指出，基本法吸纳这些条款后，香港就能够很顺利地引用有关国际先例，毋须“盲摸摸”、强制性地接受外国的说法，这令香港的法律制度非常健全、稳固，同时让香港法律和法治与国际进一步接轨，“如果我们的法律和法治不全球化，不与国际社会接轨，恐怕我们金融、贸易方面也不会那么顺利。”他强调，“法律是软实力的核心，因为法律不像军事那么硬，也不似经济般独立，但法律是一个软件，没有这个软件，发展就会愈来愈困难。”

维持法治需不断努力

冯华健认为，法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维持法治更需不断努力，即使文明或法治程度非常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会出现倒退，例如美国在过去两年，法治就曾出现摇摆、倒退。他强调：“法治的一时进步不代表会一直进步，因为法律人为，法治亦人为，这需要每一代人的继续努力。”

内地讲学 见证法律发展速度惊人

图：冯华健表示，三十多年来内地在法律方面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大公报记者摄

冯华健1985年作为专业代表，以半官式的身份去北京访问，当时城市的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有人问我：‘你做哪行？’我说：‘律师。’对方又问：‘律师是什么？’我回答：‘法律工作者。’对方再问：‘法律是什么？’我说：‘法律是一种制度，可以维持纪律和市民行为。’对方疑惑地说：‘这也可以餬口吗？’我说：‘马马虎虎啦，揾到一日两餐啦。’”

冯华健还记得，当时他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学，题目是国际仲裁，结果几乎没人知道他在讲什么。“可能是他们对这些内容没什么认识，也可能是我普通话太差，他们听不懂，我的发言稿都要用拼音标注的。”

时隔30多年，在冯华健看来，昔日鸡同鸭讲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内地在法律方面的发展速度非常惊人，虽然从零开始，但他们能够理解这是好东西，也能够实施，这是他们的长处。”冯华健笑言：“我们也非常高兴，至少今时今日到内地，他们知道法律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高材生选择读法律或考司法体系的原因。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