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讯】记者郝寿报道：共同犯罪的概念源於1980年香港一宗谋杀案、即陈荣兆案，当时三名罪成的被告一直上诉至英国枢密院，惟仍遭驳回。按当年该案例确立的原则，即使有份参与致命案件的同党没有出手打死死者，控方也可指控所有同党犯谋杀罪，只要有证据证明当事人作出刑事行为时预见到有发生谋杀案的可能，同党中每个人都会被法庭裁定罪名成立。

　　2016年英国终审法院在Jogee案中，把定罪门槛由“预见”提高至被告意图协助或鼓励同案被告人犯罪的精神元素。但香港终审法院其后拒绝採纳，并认为在预见严重罪行的情况下仍参与共同犯罪，应负上法律责任及受严厉惩处；同时强调若废除共同犯罪原则，会为刑事法留下严重空白，在概念和应用方面都有问题。

　　公安例没排除不在场犯案者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大律师马恩国表示，律政司在控罪中所提出的共同犯罪意图，是一项普通法原则，指的是几个人一起计劃犯案，可能有些放哨、有些提供器具、有些安排逃跑，各自扮演不同角色，而在共同犯罪原则下，这几个人均属主犯、并无从犯，缺少其中任何一环，有关犯罪行为都不会成型。

　　马恩国指出，公安条例第18条把非法集结罪，定义为“3人或多於3人集结在一起，作出扰乱秩序的行为……”，第19条则把破坏社会安宁的非法集结定义为暴动罪。而法官认为被告必须在犯案现场集结在一起才构成两罪、被告不在现场则无罪的观点，实属在适用共同犯罪意图方面犯错，因为公安条例并未排除不在现场的犯案者，只是对非法集结和暴动罪本身作出了定义。

　　马恩国举例，在打劫金舖的案件中，驾车协助行劫者逃跑或在附近放哨的人，未必在犯案现场被捕，但循共同犯罪意图，扮演这类角色的人同样是主犯，其角色是犯罪行为成事的必要组成部分。